【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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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执法先后经历了单独执法——联合执法——综合执法的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行政执法一度陷入了困境。针对以往执法改革只注重执法权整合的缺陷，柔性执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要重点从执法理念的转变着手，然后，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对执法手段予以创新，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它克服了以往执法中的单一性、僵化性和机械性，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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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执法先后经历了单独执法——联合执法——综合执法的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行政执法一度陷入了困境。针对以往执法改革只注重执法权整合的缺陷，柔性执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要重点从执法理念的转变着手，然后，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对执法手段予以创新，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它克服了以往执法中的单一性、僵化性和机械性，符合人有被他人尊重、肯定和自我实现需要的心理特点，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平等、独立、民主、责任、宽容、尊重、信任和合作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践表明，如果执法理念不转变、执法手段不更新，执法制度不建立，不管执法权如何整合，也不管执法权由谁来行使，都不会达到好的执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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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协会获得执法权虽有良好初衷，但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和弊端。虽然可以找到较为牵强的法律依据和理由证明其合法性，但其实行可能无助于消费者权利的更好保护，同时还会对我国宪政与法治秩序的生成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政府与其被动的将国家机关已经拥有的却并未有效行使的执法权委托给消费者协会使其强大，还不如放开双手让消费者协会依靠其应有的会员即庞大的消费者群体而强大，并作为社会力量在宪政与法治秩序
《若干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早期裁判确立的“实际影响”标准，主要适用于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因未成立或处于内部运作阶段而不具有可诉性，体现了“成熟原则”。此后，行政诉讼的实践需要促使该标准的内涵与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使之主要适用于判断已成立的准行政行为、信访行政处理行为、内部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终局行政裁决行为等的可诉性。法院通过对“实际影响”标准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与外延作扩充解释，并对否定列举式
本文以新“条例”为实证，阐明行政征收立法应以正义之价值目标为追求和以法治进行规制的方法选择。前者，税负公平表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以及不同利益群体问成本的合理分担，其目的在于完成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目标的制度设计;后者，作为法制的产物，工具主义的新“条例”有着先天的合宪性缺陷，故“立法主导”是体现法治进步的必然，而非“行政主导”并不排斥非笼统授权下的行政立法。本文之思考在于以宪政精神的视角修正权
在TRIPs的推动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与国际接轨的良好成绩，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也一再得到确认。但基于知识产权客体所承载的社会义务以及国际人权公约对知识产权人权属性的基本定位，国内亦有相当的学者提到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属性或者其“公权化”的倾向，本文认为，所谓公权与私权，不过是权利在不同法域的称呼，而其实质区别首先体现在不同法域中对主体属性定位的差异。在宪法学的视野中，作为宪法基本权利而存在的知识
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违宪审查权。几乎与此同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违宪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一巴登、和符腾堡一霍亨左伦三个州的两部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宪法法院对两部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所确定的民主原则、联邦原则和平等原则进行审查，最后判决相关条款违宪。在该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大胆地创造了宪法解释和适用的原
从法律内部看，斯科特案算不上冤假错案，只能说此案判决是不明智的，因为法院放弃了一贯的司法自制，转向能动司法，从而惹祸上身，成为美国内战的催化剂。此案的能动司法表现在纵深地进入政治领域，判决《密苏里妥协法案》违宪，宣告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以及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推理方法。选择能动司法不仅仅是法院的错，当时美国人民对最高法院期望过高，促使法院冒险选择能动司法，以至于忘掉司法权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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