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中正式通过将‘三个代表’论述纳入党章以降,学界中关于在以生产数据为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资格以及中国共产党属性转变的讨论文章时有所闻;而2007年3月甫由中共全国人大制订通过之《物权法》更标志着继宪法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性宣示后,于实质上形诸于具体法律条文的落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环,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与时俱进、和当前中国大陆发展形势之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务实做法,更视之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与‘和谐社会’政策纲领的实现。然而,吾人却不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笔者认为实有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观察理论思想如何与中国之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演化(亦即一般所谓的中国化、本土化、在地化)之必要性;换言之,本文乃在探讨‘科学社会主义’透过‘社会主义中国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型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历程,以期能够藉由中共意识型态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来收鉴往知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