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这是一个广为学人关注的话题,在现代中国更是如此.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政普遍的关注不同,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多数人视为一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必然选择,缺少对时代语境、思想脉络乃至现实人事纠葛的分析和梳理.比如,郭沫若是怎样由以“纯文艺”为事业的诗人转变为“革命者”?仅仅因为翻译了一本书吗?须知,那封郭沫若说他因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发生思想剧变的信件,是在翻译完成近两年之后发表的,与其南下赴广东大学一起构成“转向”事件,这本身实际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和姿态的宣告.以往研究过分强调翻译带来的思想转变,而对史实细节缺少足够的关注,这导致现实的偶然性被过滤,相应的必然性被夸大.那么，广东大学抑或广东革命政府选择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郭沫若是否从政心切，一呼即应呢?是什么促使郭沫若下定决心远赴广州?田汉为何未随郭沫若等一起南下呢?研究认为，田汉羁留上海，郭沫若显然有些耿耿于怀，而与之对应的是，田汉本人的反应同样很大，这都充分说明，南下广州对郭、田二人来说，都不是一次轻松的选择。更可以看到的是，在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经历中，其选择与文学的勾连往往更加直接和紧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感召力，但在“纯文学”的视域中，其影响力却得不到有力的体现。尽管“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称“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却也切中肯繁，通过对郭沫若南下广州诸多史实细节的梳理，就会发现《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到民间去》《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等作品中浓厚的现实价值关怀，其意蕴值得长久的涵泳。更能体会到，在重视文献史料的梳理和阐释的前提下，避免政治模式的生搬硬套和概念的固定化、模式化、“上帝化”，重提回到“大文学”本身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