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编年史与编年史记事功能的回归

来源 :2018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J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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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出现所谓“元叙述的危机”,这种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质疑,触发了“后学”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概念设定、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以及语言特征进行了批判性清洗.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进展,促进了“全球视野”以及相伴随的历史研究的新的关注点和新路径的萌生.这些助推动了西方历史研究在21世纪的范式转型.论文探究了当前西方历史研究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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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对历史学不良影响的背景下,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纠正了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错误认识,掀起了一个研究唯物史观的热潮,但这个阶段的研究热并没有建构起对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加之苏东剧变所引发的全球马克思主义发展低潮的现实影响和西方多元化史学思潮纷纷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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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概念史学家科泽勒克提出了“鞍型期”这一时段表述,来分析1750-1850年德语空间内现代意识的成长进程。在“鞍型期”,历史基本概念出现了集体单数化,历史时间结构呈现多层化,新概念拥有着间接导向现代性的功能。在当代同样处于转型的背景下,上述三种分析维度为我们探讨历史阐释公共性的塑造路径提供了经验指南。它提示历史书写者需要重塑集体单数的历史、再构多层历史时间结构、创制影响社会变迁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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