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世纪称臣于俄罗斯的蒙古部落信奉藏传佛教,1741年俄罗斯女皇叶丽扎维塔·彼得罗芙娜发布命令,承认佛教在俄罗斯帝国的合法地位,在俄罗斯的佛教作为四大传统宗教之一已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帕拉斯(1741-1811)对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佛教文化作了较系统的描述。俄罗斯佛教学的创始人分别是通晓汉、满、蒙、藏、梵、朝、日文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和研究梵语、巴利语佛教经典的伊凡·米纳耶夫(1840-1890)。圣彼得堡的著名学者费奥多尔·谢尔巴茨科伊(1866-1942)和奥多·罗森博格(1888-1919)的深造把俄罗斯佛教学推向了世界佛教研究前沿,结束了西方学术界"东方学欧洲中心论"时期,肯定了佛教思想与西方哲学媲美的地位及其独特价值。谢尔巴茨科伊提出佛教经典意译的原则。俄罗斯佛教研究在20世纪中叶出现了断层后,90年代后出现了新的佛教研究及经典翻译高潮,最具代表性的译者有研究梵语经典的瓦列里·鲁多伊(1940-2009)、叶列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1948-)、瓦列里·安德罗索夫(1950-),研究巴利语的塔季亚娜·叶里扎连科娃(1929-2007)、弗拉基米尔·托波洛夫(1928-2005)、安德烈·帕里伯克(1952-),汉学家叶甫盖尼·托尔奇诺夫(1956-2003,中文名：陶奇夫)、基里尔·索罗宁(1969-)等。藏语经典俄语翻译虽然有不少成功案例,但据称尚未成统一学派。佛教经典俄语翻译现状,虽然在谢尔巴茨科伊努力之下已摆脱了用西方哲学概念对佛教词汇进行"格义"的处理方法,但仍然没有突破相当于中国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经历过佛经翻译受制于译者的双语水平、对翻译的认识不足、且受到文化差异阻隔的初期困境。然而,正如罗森博格所说,世上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佛教,只有在传向世界各地的过程中结合当地文化而产生历史、文化、地理等等差异的各派佛教。这是佛教作为文化载体促进各国文化相互增益的基础,又是佛教文化到异地会产生新的文化现象的根源所在,俄罗斯也不例外。譬如,就译经实践而言,汉藏两地译者分别选择了同样的方法,为正确翻译佛经而创造了特殊的佛教语言。这是在西方国家的语言,包括俄语在内,无法照搬采纳的方法。因此,相对汉语直译、意译之争而言,俄语译者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是翻译与音译两者之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