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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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永远的故园是宗周礼乐文明.站在殷周之际的角度眺望华夏文明史,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礼乐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而已.自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面世,一直到现代港台新儒家,宗周文明的精神特质一直是学界挥之不去的热点,其间虽中经众多学者的考证探研,它依然如同那个的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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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永远的故园是宗周礼乐文明.站在殷周之际的角度眺望华夏文明史,所谓汉唐盛世,不过是礼乐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两朵浪花而已.自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面世,一直到现代港台新儒家,宗周文明的精神特质一直是学界挥之不去的热点,其间虽中经众多学者的考证探研,它依然如同那个的难以捉摸的斯芬克斯一样,在幽暗的历史深处,谛听着后人的评说,并发出谜一般的微笑.西周文明的独特魅力,在于宗教信仰与人文精神的双重跃进与提升,如何解读二者之关系,实乃西周思想研究的关键所在.百余年来弥漫于中国思想界的反宗教思潮,使得学界着力开发西周文明中的人文和理性成份,而对于西周宗教的意义及其与西周人文精神的内在联系,未免有所忽视.鉴于宗教在西周文明的重要影响,忽视了这一面向,不但无法搞清楚其人文精神的由来,也无法把握西周文明的整体性格与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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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门师生将内圣外王视为儒家核心命题，并且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看作现代儒学的基本使命。在牟宗三那里，这一命题在开出上的理论突破，体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些阐释，是富有创意的。但宗旨不离内圣外王的直接贯通。这是儒学无法完成的现代使命。从理论论证上看，良知的自我坎陷引发的歧义，证明其理论认受性程度的不高；从政治实践上看，内圣与外王的分流而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定势。从既成经验上看，基督宗教与世俗政治各归其
在带领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强党,世界瞩目.对中共的研究已经成为时代显学、国际显学.中共学已进入国际化时代,形成了本土中共学+海外中共学+国际中共学=中共学的学术格局.同时,对中共的研究和解读仍然是世界性难题.随着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具有越来越非常突出的自身特色和模式意义.国际学界如何来研究中共？以中国和中共的根本道路和伟大旗帜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是世界上
在经学的传统中，对于作为经典的儒学文献，往往只能解释，不能批评。在此，经学即被视为思想的正统，其义理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经学的立场往往导致儒学的独断化、权威化。历史上，独断化、权威化曾使儒学失去了内在生命力，如果现在依然回归经学、以儒学为正统或以儒学为本位，同样也将使儒学本身失去生机。从以上方面看，今天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儒学的重新经学化，而是扬弃经学的视域、以更为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传统儒学。
笔者近年从“六经”的文本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包括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共六组价值论理。这些价值论理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物质资料等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此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社会整体所呈现出来的道德素质与价值取向,并未实现与物质资料的同步发展,而这些方面恰好是根本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貌的.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文化之主体精神的回归,重建价值世界,实已经到了迫切的地步.所谓"返本开新","温故而知新",在今日的时代背景之下,
《六德》是郭店楚简中另一篇突出"德"的篇章.与五行篇倡言"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不同,六德篇主张"圣智仁义忠信"六种德行.《六德》应早于《五行》,是孔子第一代弟子子贡、子游氏所为.《六德》篇虽然是孔门七十子及后学的作品,并不是三代或春秋的作品,但其思想可谓既体现了早期德行论的特点,也体现了早期角色伦理的特点.而由于六德篇产生于孔子之后,所以其中的提法,如以仁为子德,就把普遍性德性限定为特定伦理角色的
如所周知,儒家的政治思想滥觞于尧舜,奠基于周公,而真正的诞生则应该归于孔门——孔子、七十子及子思.著名政治思想史家萧公权先生即将孔子视为"中国政治哲学的鼻祖".后经七十子及思、孟、荀的发展,底定了先秦儒学的基本政治哲学轮廓,也彰显了儒家内部的不同政治理路的张力.而战国楚简《尊德义》,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阐发,既合于孔子政治思想,又有新的表述,因此发掘该篇的政治思想,对于理解孔门政治思想,十分必要.
儒家的政治理念一般称为仁政,就其政治思路而言属于责任政治.一个基本的思想史事实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作为政治理念的儒家仁政近百年来没有得到学界的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作为中国历史上历代朝廷一直实行的儒家仁政(虽然并不完善),已经很少被中国学者提及.这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场灾难.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深入考究历史传承,将无法避免从五四运动到"文革"这段历史所追求并实行的那种理想型
"亲亲相隐"的著名公案,近十余年来吸引了学术的广泛关注,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从各自角度对其多方解说.少数反对者以为,这种主张意味着徇私枉法,无益于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多数传统文化的支持者,则认为这种态度,恰恰说明了儒家力主维护血缘亲情的道德立场,无可厚非.亲亲相隐的事件本身,如其可被视为史实,其基本精神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运作现实相容,而其将家庭血缘至于社会治理中的优先地位的原则,实际上也并非不与现代法
"对越在天"出自《诗经·周颂?清庙》,郑玄等人主张"对,配也;越,于也",北宋曹粹中等人则认为"对,答也;越,扬也"."对越"一词很古奥,在先秦仅在《诗经》出现过,在东汉班固有"对越天地"一语,此后在魏晋隋唐有"对越两仪"、"对越天休"、"对越乾元"、"对越三才"等词语出现.到了宋明时期,在理学家的影响下,"对越上帝"、"对越神明"等"对越"词组广泛流行.在理学家的诠释下,"对越"成为儒门精神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