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是皇帝“大不称心”的一年，上谕：“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
　　在这一年里，需要解决施行十几年的粮政问题，它最终带动了多方面的政策“收敛”，从而结束了一个“养民”的时代(即追寻"三代”的理想)，进入乾隆朝的第二个阶段，即所谓“教民”(以“南巡”与“文字狱”为代表)的时期；有人把它解释为由“宽”转"严"也是“权谋政治”的一种视角。
　　在这一年里，秘密立储的“皇太子”夭折了，随即皇后去世，接着发生了金川的失利，皇帝处分了名将张广泗、第一亲信大臣钠亲，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他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真的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据钦天监正、西洋传教士刘松龄在欧洲发表的一封有名的信件里说，这场战役清军就没有取得胜利，而是私下里向对方让步，做个样子给皇帝看的。
　　不管刘松龄说的对不对，这场战争的结局却远非当初预期。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又是怎样一种“反行为”？这些，就是本篇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读过《叫魂》的人都会了解乾隆皇帝是何等的威严，而各省督抚大吏义是怎样使案件“不了了之”的。
　　这一切表明，清朝存在一种“官场文化’，对此如果不予理会，依然“照字面理解。、“做表面文章，，恐怕就无法深入清代政治史的内层。
　　作者把清代“臣下”应对“皇上”的这种行为称之为“反行为”，不管叫什么好，所谓“君臣斗智”，确是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作者曾经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惊”，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督抚的表现；其二，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儿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儿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法兰西院士巴斯蒂( Bastid-Bruguiere）当即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中。
　　乾隆十三年，金川之役都是清史中的重头戏，它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让人民看出许多平日不易看到的东西。
　　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