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阐明台弯地区「儒教文化」对于「公民教养」的作用及其限制. 笔者首先指出:习与性成,人是在文化教养中养成的;而恰当自我之养成又是良善社会必(借)之基础.再者,笔者经由多年来所开发之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指出意义治疗的几个向度:儒家的「我,就在这里」、道家的「我,归返天地」、佛教的「我,当下空无」.再者,笔者藉由台弯的经验,阐述公民社会的养成可能,造而指出儒道佛文化是相须互补的,他们都足以做为台弯迈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调节性资源. 再者,笔者试图打破从「内圣」开「外王」的固定化思考,另起从「外王」到「内圣」的思考,指出在「公民社会」的崭新耩成中,儒道佛以及其他资源正不断地调节,而给出一新生的力量.之後,笔者针对台弯多年来「教育改革」,对比「改革」与「革命」两者之异同,指出「改革」重在「建续」,它是一「创造的转化」与「转化的创造」,这是一「经验的觉知」与「理念的生长」的互动循环.经由历史纵深度的反思,作者更而强调我们当摆脱「威权\反威权」的两橛式思考,这一步至「解威权」的思考,对以前历史业力所缠缚的困结有所疏理、融通、淘汰,超越悲情、跨过虚假意识的陷阱,昇起一顶天立地的精神意识.最後笔者强调:批判当先回到批判自身的批判,才能立得住这批判;改革当先回到改革自身的改革,如此才能真立得住这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