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对当涂说的有关问题加以分析考察，以便正确认识该说矛盾和不足之处，总结经验教训，为促进楚丹阳地望的深入研究和解决，奠定有利的基础。楚丹阳当涂说虽然源于《汉书·地理志》，在有关丹阳地望的诸说中出现最早，但论据薄弱，去史实尚远，不仅与西周初年始封之楚位于周之“南土”的地理形势不合，亦与当时周楚关系较密、往来较多的历史背景不符。班固此说，当因名称相同，一时疏忽，混淆了汉丹阳县与楚丹阳之间的关系，不足为凭。郭沫若先生根据《禽簋》,《令簋》铭文和《逸周书·作雒篇》的有关记载，提出楚即淮夷，源于东方，周初时居于淮水下游的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赞同，且将其与楚丹阳当涂说联系起来，推论楚民族本在东方，与夷、徐等同族，因周人的压迫和气候变化，西迁于江汉地区。然据进一步的研究，《禽簋》器铭与伐楚无关，《令簋》所言虽是伐楚，但为昭王南征之事，与周公东征践奄完全不同。《作雒篇》所载，确为周公东征伐东夷的史实，但亦与楚人无涉，至于“熊盈族”当包括楚人在内的看法，实为误解。总之，这些材料，既不能说明楚为淮夷，周初居于东方，更难以印证楚丹阳当涂说，这是应该明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