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中对开放数据、众包数据的应用的意义远不止于其学术价值或者某种程度的技术创新，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规划和政府治理。传统的城市规划的编制、研究与决策高度依赖几个官方渠道的基础信息，这些数据基本上只能呈现非常宏观、简单粗略的统计信息，损失了较多的细节，而且基本上只看得到物而看不到人。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门槛非常高，目前有限的公众参与手段比如法规要求的规划公示等大多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让公众参与到规划编制过程中。上述现实可总结为两种信息垄断一是政府部门垄断“供给”，规划编制只能基于受政府垄断的有限基础数据开展，客观上制约了规划编制、决策的科学性；二是政府部门垄断了“需求”。公众参与手段和程度的不足造成规划编制、决策和评估中只听得到政府的需求，而难以观察到公众的需求和反馈。两种信息的垄断形成了公权力对城市规划的完全控制，使本应是一门科学、具有独立性的城市规划成为依附于公权力的技术工具。开放和众包数据的出现为扭转上述局面带来了曙光。一方面，开放政府的潮流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的政务信息公开程度一直都在进步，2010年以来有数个政府数据网站上线。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网站开放了自己的数据或者接口。信息的开放使政府的行为对市民更加透明，政府对政务信息的开放打破的则是对自有信息的垄断；而社会数据的开放打破的则是政府对信息发布渠道的垄断；微博等自媒体和社会化网络打破的是对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控制。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已经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的数据获取手段来开展，前文所述的BCL平台发布的若干研究都体现出了开放数据对城市规划、研究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众包行为带来了新的公众参与形式，并可能促成规划决策、政府治理的改变。众包的行为主体是人，众包数据体现的是人的活动信息。BCL的很多研究都基于这类数据。分析人在空间里的活动特征。如果说开放数据打破了信息的垄断，众包则是创造了一种感知社会、感知人的活动的数据基础。城市规划头一次真正具备了进行人本主义规划实践的数据条件。而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也从过往由规划师、城市管理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小范围的问卷调查、规划公示变成由公众白发形成的、理所当然的、普遍性的、自下而上的行为。众包，以及对众包数据的有效分析利用使得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大幅降低。开放、分享、众包精神与现代公民精神是相吻合的，众包参与者能够更多地被城市规划、城市研究和政府决策所感知监测，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基于其分享的数据来开展，并继而产生可能对分享者有利的决策。这正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回报和鼓励，是公民社会人本主义、多元主义、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体现。所以城市规划和政府的公共治理都需要改革，改革的重要背景就是开放和众包运动，规划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城市新科学开展城市研究和规划创新，实现科学的规划决策和对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最后，本文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两句话：感知即参与；信息即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