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流量”理念在博物馆社会实践中的量化标准作用

来源 :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理念·实践——博物馆变迁”学术研讨会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dnuyzw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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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服务社会和教育公众是博物馆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是对外部世界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属于创造社会效益的行为.博物馆在开展创造社会效益工作时,一直以追求科学、量化的标准为目标.但是实践中,量化标准缺乏的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博物馆,因为没有具体科学、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和指导社会实践,使得博物馆在开展创造社会效益工作时,常常达不到或偏离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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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博物馆重心逐渐放到观众的趋势下,博物馆也迎来功能性转变的契机.博物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向观众提供着可见和明了的阐释,让其能够进入藏品,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接收博物馆所想表达的文化讯号.在思考如何理解博物馆语境下的阐释(Interpretation)时,需要先反问博物馆在知识或价值的传递过程对于观众应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平易近人或是曲高和寡?“不食人间烟火”或是“海内存知己”?除却博物馆本身所
博物馆源于收藏,实物是博物馆的基础.在历经世纪的变化与积淀中,这些实物的积累实现了由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收藏的质的变化.实物是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传播与教育的基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要求,实则关乎博物馆的职能发挥、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理性的去审视和探讨,才能更好、更准确的展示、解读好博物馆的实物,才能让博物馆始终致力
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紫禁城于1925年正式被更名为故宫博物院,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公共博物馆的成立.故宫博物院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饱受沧桑、历经磨难.这些波折中,令人感到疑惑和不解的当属1928年所发生的“经亨颐提案”.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主要在吕济民先生的《故宫沧桑》、郭长虹先生的《故宫图像:从紫禁城到公共遗产》与郑欣淼先生的
2017年岁末,一档定位为文博类探索节目的《国家宝藏》横空出世,迅速引发了业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更有媒体称以此“博物馆进军综艺界”[1].从网络数据来看,豆瓣评分最高达9.5分;前四期节目播出不到一个月,全网播放量近6亿;好评之外,也不乏质疑,明星的引入是否必要,文物的展示是否合理,历史情节是否过度“演绎”……褒贬不一的评价反而印证了节目的火爆.笔者以此为契机,通过梳理我国博物馆与综艺节目合作的发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已有可能公平地把文化的权利分配给社会大众,文化的大众化是当今世界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公益类文化机构的博物馆,是优质文化资源的集中保存地,是文化研究的集聚储存地,不可避免地会接受文化大众化的洗礼,从各个方面被这一文化发展趋势所重新塑型。可以展望,未来大数据对大众文化需求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将会成为博物馆调整自身服务和形象,检验职能效果的重要参考,为文化大众化服务
大学艺术人文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驾驭理念的更新,在经历了让观众感觉生硬的“仰视期”“教科书”时代,应该进入“对话期”“体验式”而走向“全方位的服务化”了,她最终将帮助人类的新一代建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尊和自强意识。
博物馆从缪斯神庙发展到今天,已有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里,教育一直是博物馆亘古不变的灵魂,其教育内涵伴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
鉴于整合性博物馆理念在国际博物馆组织与博物馆机构内的深远影响,系统梳理、理性总结与透彻反思也成为今天博物馆研究者们本职工作。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整合性博物馆的主要表现、面临挑战与发展方向,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充分讨论。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相关探:所谓的“整合性”视野,体现在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哪些方面?具有独立机构属性与使命诉求的博物馆,在与其他机构、其他领域的话语体系碰撞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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