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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教育创新的见解，大体可概括为：教育观念上强调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相统一；教育主体上倡导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交往；教育内容上注重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教育方法上提倡启发与自学相结合；教育评价上主张改革考试制度，以创新作为评价标准；教育环境上重视学校、家庭与社会相协同。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创新思想；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在这里指毛泽东基于自身学习、教学经历（验）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分析、审视学校、教学、教育问题所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征的“教育认识”。 在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中，教育是一种全面发展前提下的个性解放教育。这样一种教育，要通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教育评价、教育环境等维度的全面创新才能获得显现。探讨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其本质特点。
一、教育观念创新—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相统一
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是个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个性解放是全面发展的发挥和升华。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性展现出来，而显现为完整个性的人，其智力、兴趣、爱好、情感、道德、审美等必定是全面发展的。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以至于他极力主张教育改革既要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充分成就学生个性。前者，他早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明确提出“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育人观念，并对“三育”在不同学段的安排设计做出说明。他说，“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此致，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以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于德智而略于体。”[1]建国后， 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此，毛泽东实际上对教育目的作出了规定，即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是毛泽东教育创新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者，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民众大联合》、《论联合政府》等发文和建国后会议都有明确提及。如1921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写到：学校教育使学生“消磨个性，毁灭灵性”，并指出，自修大学是“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组织”。“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还有要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渝涤不良的习惯”。他宣称：“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可见，在毛泽东的教育观念中，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都是教育要达到的目标。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只有德育护航个性发展，智育为个性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体育为个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才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2]。由此，在毛泽东的教育观念中，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二、教育主体创新—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交往合作
师生都是教育主体，教育实质上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师生以教育客体为中介建立的主体间交往关系[3]。在这种关系中，师生是亲密无间、相互对待、彼此信赖的。但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及其权威）是学校教育的中心，教师态度粗暴严厉，对学生随意体罚现象普遍，师生关系抽象化、隔离化、凝固化。对此，毛泽东既有感性的不满和抗争，也有理性的思考和批判。为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他要求教师：1）从“师道尊严”、“师徒犹父子”等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做“教师学生”。“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4]；2）真心关爱学生，与学生平等交往。“师若真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1]；3）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身知识。“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步，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使社会之进化”[5]。这样，教师的角色和地位实现转变，学生的主体性获得承认和解放，师生平等交往关系开始建立。
三、教育内容创新—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
传统学校教育的突出缺陷是学校课程陈旧、繁重，造成学生负担太重。深感于此，毛泽东倡导按照现代课程概念，并充分考虑社会实际和教与学的需要对课程进行创新[6]。如抗战时期，他就主张“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革课程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积极性的原则”[7]。建国后，他也多次指出：“现在课程太多，害死人，使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8]。“学生负担太重，影响了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9]。......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所谓“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等都是针对传统学校课程过繁、过重、过旧问题来讲的，并不是课程越少越好；2）减少课程并非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是要达到“少而精”，即让学生掌握最必要的知识精华；3）精简课程一方面是为了给学生减负，另一方面是要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学、研究、参加课外活动，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全面发展。
四、教育方法创新—启发与自学相结合
旧教育重教轻学、重知识传授轻智能发展，重灌输轻启发，缺乏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相互启发，压制了学生个性。毛泽东认为这忽视了人的个性、才能差异，束缚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大力倡导教师改革教学方法，学生改变学习方法。关于教学法，毛泽东最为认同启发教学，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他这样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经验的方式，只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1]。建国后，他又针对有所抬头的注入式教育批评道：“反对注入式教学，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教员应当把讲稿印发给你们（学生），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7]关于自学，毛泽东反复强调，真正才干的获得“要自学，靠自己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不避其烦列举了肖楚女、孔夫子、李时珍、祖冲之、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的事例进行证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自学”有两种，一种是“学校自学”（启发教学下的自学），具有专门性、系统性、计划性，一种是“社会自学”（实践自学），具有摸索性、零散性、朴素性。但无论是“学校自学”还是“社会自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在此意义上，启发教学与自学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启发教学和自学都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的有效手段。 五、教育评价创新—改革考试制度，以创新作为评价的标准
传统教育以考试成绩好坏作为评判教育质量优劣的标准，教育沦为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理解、重继承轻创造，重书本轻实践。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很不赞成，要完全改革”[8]。“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目，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给五十分、六十分”[8]。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以答题是否有创见作为教育评价的标准。与考试成绩好坏的评价标准（注重受教育者的记忆力、模仿力、解题技巧等表层素质）相比，这一标准突出的是受教育者的智慧、能力和创造性等深度素质。在这种新的评价标准下，学生不再受单纯分数的束缚，而是更加关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能力。由此，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实现生动活泼地发展。
六、教育环境创新—学校、家庭与社会相协同
教育广布于社会生活，学校、家庭与社会都是教育存在及展布的场所，且这些场所间的教育具有连续性和交互性。这决定了“教育”的实现必须奠基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相互协同。旧教育局限于学校一隅，常不能保持学校、家庭和社会对于人的教育影响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以至于教育实质性成效不显。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19年《学生工作》中指出：“兴办学校，不过实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1]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识到：1）学校教育不等于教育，它只是“教育”的部分；2）学校（教育）与家庭及社会是教育连续性的部分，学校教育的实现必须考虑家庭、社会的作用和影响；3）新学校（教育）处在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整体关联中。这种见解，实际上是强调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在教育影响上相协同，使受教育者可以接受到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的教育。这与现代所推崇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在精神上相契合。
综上，因对旧教育的深切体验和自觉地理性思考，毛泽东教育思想无论在教育观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还是教育环境方面都闪烁着创新的观点。他的这些认识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革新意义，而且在注重创新、能力的今天具有学习借鉴的价值。并且重要的，毛泽东关于教育创新的见解并非观点的松散集合，而是由“教育观念”创新引起的“教育要素”的连锁反应的合取，因此具有完整性、体系性（如图1）。鉴于毛泽东本人对此未有说明，而其思想又博大精深，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注：教育环境创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主体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评价创新分属于教育创新的基质、条件、动力和目的侧度。其中，“基质”—教育环境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保障性作用；“条件”—教育主體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条件性作用；“动力”—教育评价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推动性作用；“目的”—教育观念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姜燕.试论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3]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讨[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4]刘宏煊.崇教育以培国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6]刘军，蒋书同，胡国强.论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J].当代教育论坛，2003.
[7]吕星斗.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作者简介
赵晓陽（1984.10- ），女，汉族，硕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馆员，研究方向：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创新思想；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在这里指毛泽东基于自身学习、教学经历（验）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分析、审视学校、教学、教育问题所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特征的“教育认识”。 在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中，教育是一种全面发展前提下的个性解放教育。这样一种教育，要通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教育评价、教育环境等维度的全面创新才能获得显现。探讨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其本质特点。
一、教育观念创新—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相统一
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全面发展是个性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个性解放是全面发展的发挥和升华。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性展现出来，而显现为完整个性的人，其智力、兴趣、爱好、情感、道德、审美等必定是全面发展的。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以至于他极力主张教育改革既要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充分成就学生个性。前者，他早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明确提出“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育人观念，并对“三育”在不同学段的安排设计做出说明。他说，“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此致，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以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于德智而略于体。”[1]建国后， 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在此，毛泽东实际上对教育目的作出了规定，即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是毛泽东教育创新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者，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民众大联合》、《论联合政府》等发文和建国后会议都有明确提及。如1921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写到：学校教育使学生“消磨个性，毁灭灵性”，并指出，自修大学是“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组织”。“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还有要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渝涤不良的习惯”。他宣称：“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1]。可见，在毛泽东的教育观念中，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都是教育要达到的目标。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只有德育护航个性发展，智育为个性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体育为个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才能做一个真正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2]。由此，在毛泽东的教育观念中，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二、教育主体创新—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交往合作
师生都是教育主体，教育实质上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师生以教育客体为中介建立的主体间交往关系[3]。在这种关系中，师生是亲密无间、相互对待、彼此信赖的。但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及其权威）是学校教育的中心，教师态度粗暴严厉，对学生随意体罚现象普遍，师生关系抽象化、隔离化、凝固化。对此，毛泽东既有感性的不满和抗争，也有理性的思考和批判。为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他要求教师：1）从“师道尊严”、“师徒犹父子”等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做“教师学生”。“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4]；2）真心关爱学生，与学生平等交往。“师若真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1]；3）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身知识。“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步，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使社会之进化”[5]。这样，教师的角色和地位实现转变，学生的主体性获得承认和解放，师生平等交往关系开始建立。
三、教育内容创新—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负担
传统学校教育的突出缺陷是学校课程陈旧、繁重，造成学生负担太重。深感于此，毛泽东倡导按照现代课程概念，并充分考虑社会实际和教与学的需要对课程进行创新[6]。如抗战时期，他就主张“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革课程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积极性的原则”[7]。建国后，他也多次指出：“现在课程太多，害死人，使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8]。“学生负担太重，影响了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9]。......不过需要注意的是，1）所谓“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等都是针对传统学校课程过繁、过重、过旧问题来讲的，并不是课程越少越好；2）减少课程并非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是要达到“少而精”，即让学生掌握最必要的知识精华；3）精简课程一方面是为了给学生减负，另一方面是要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学、研究、参加课外活动，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全面发展。
四、教育方法创新—启发与自学相结合
旧教育重教轻学、重知识传授轻智能发展，重灌输轻启发，缺乏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相互启发，压制了学生个性。毛泽东认为这忽视了人的个性、才能差异，束缚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大力倡导教师改革教学方法，学生改变学习方法。关于教学法，毛泽东最为认同启发教学，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他这样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经验的方式，只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1]。建国后，他又针对有所抬头的注入式教育批评道：“反对注入式教学，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教员应当把讲稿印发给你们（学生），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7]关于自学，毛泽东反复强调，真正才干的获得“要自学，靠自己学”。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不避其烦列举了肖楚女、孔夫子、李时珍、祖冲之、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的事例进行证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自学”有两种，一种是“学校自学”（启发教学下的自学），具有专门性、系统性、计划性，一种是“社会自学”（实践自学），具有摸索性、零散性、朴素性。但无论是“学校自学”还是“社会自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实现。在此意义上，启发教学与自学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启发教学和自学都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解放的有效手段。 五、教育评价创新—改革考试制度，以创新作为评价的标准
传统教育以考试成绩好坏作为评判教育质量优劣的标准，教育沦为应试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理解、重继承轻创造，重书本轻实践。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很不赞成，要完全改革”[8]。“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目，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给五十分、六十分”[8]。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以答题是否有创见作为教育评价的标准。与考试成绩好坏的评价标准（注重受教育者的记忆力、模仿力、解题技巧等表层素质）相比，这一标准突出的是受教育者的智慧、能力和创造性等深度素质。在这种新的评价标准下，学生不再受单纯分数的束缚，而是更加关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能力。由此，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实现生动活泼地发展。
六、教育环境创新—学校、家庭与社会相协同
教育广布于社会生活，学校、家庭与社会都是教育存在及展布的场所，且这些场所间的教育具有连续性和交互性。这决定了“教育”的实现必须奠基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相互协同。旧教育局限于学校一隅，常不能保持学校、家庭和社会对于人的教育影响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以至于教育实质性成效不显。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19年《学生工作》中指出：“兴办学校，不过实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1]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识到：1）学校教育不等于教育，它只是“教育”的部分；2）学校（教育）与家庭及社会是教育连续性的部分，学校教育的实现必须考虑家庭、社会的作用和影响；3）新学校（教育）处在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整体关联中。这种见解，实际上是强调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在教育影响上相协同，使受教育者可以接受到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的教育。这与现代所推崇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在精神上相契合。
综上，因对旧教育的深切体验和自觉地理性思考，毛泽东教育思想无论在教育观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还是教育环境方面都闪烁着创新的观点。他的这些认识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革新意义，而且在注重创新、能力的今天具有学习借鉴的价值。并且重要的，毛泽东关于教育创新的见解并非观点的松散集合，而是由“教育观念”创新引起的“教育要素”的连锁反应的合取，因此具有完整性、体系性（如图1）。鉴于毛泽东本人对此未有说明，而其思想又博大精深，这一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注：教育环境创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主体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评价创新分属于教育创新的基质、条件、动力和目的侧度。其中，“基质”—教育环境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保障性作用；“条件”—教育主體创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条件性作用；“动力”—教育评价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推动性作用；“目的”—教育观念创新对教育创新构成指导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姜燕.试论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3]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讨[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4]刘宏煊.崇教育以培国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6]刘军，蒋书同，胡国强.论毛泽东的教育创新思想[J].当代教育论坛，2003.
[7]吕星斗.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作者简介
赵晓陽（1984.10- ），女，汉族，硕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馆员，研究方向：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