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研究的范式,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梳理近代上海时期竞技体育领域和社会体育领域的中外体育交往情况,分析近代上海体育对外交往的特征。从近代上海的竞技体育运动对外交往来看,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第一是租界侨民的竞技体育启蒙;第二是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广泛传入;第三是大型运动竞赛的参加,如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租界设立后,溜冰、打猎、三柱门球戏、划船（赛船会）、赛马等运动就开展起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项目是"赛马"与"赛船",运动成为西方侨民重要的生活内容。随着租界的兴盛和发展,各种体育运动在租界中一一亮相。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棒球、橄榄球、台球、保龄球、游泳、赛艇、帆船、国际象棋、柔道、拳击、射击、马术等19个运动项目首先开展于租界,然后才为上海市民所认识。上海民众带着对西方体育的欣赏和好奇,秉着一洗"东亚病夫"雪耻、强国强种的内在驱动,从诧异、惊奇到逐一认同、接纳这些西方体育运动,并跻身于租界西方侨民组织的各种竞赛中,使上海近代体育较好地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近代上海已崛起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在远东运动会上不遗余力地参加。民国时期,中国参加了十届远东运动会,历届均有上海选手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海有28人参赛,为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一届。在参加的历届远东运动会中,上海选手20人次获得金牌、44人次获得银牌、6人次获得铜牌。而且上海还成功组织了三届远东运动会,即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从这三届远东运动会的举办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上海乃至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进步。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最早联系始于1915年的上海,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之际,国际奥委会特意发来贺信。而我国第一次听到"奥运之声"也始于1921年的上海。1921年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受国际奥委会指派,亚洲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加纳治五郎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可以说,近代上海与奥林匹克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中国最早与国际奥运会的接触始于上海,而且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从上海码头启航,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1936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中国派出了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队参赛,其中上海选手有24人。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伦敦举行时,中国又派出33名男运动员参加,其中上海选手有9名。纵观近代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惨淡历程,与当时的时局有关,国强则体育兴。虽然我国当时参加奥运会的人数不多,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又是三届远东运动会举办城市,各种体育思想、体育行为较能和国际接轨,因此以积极姿态投入到奥林匹克洪流中,从运动队管理者（领队、干事、教练员等）到运动员,乃至与会的科研考察人员,都有上海人的参与。社会体育领域的对外交往,主要体现在创立体育社团组织和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两个方面。由于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使近代上海早期的体育组织带有以下的重要特征,即不仅有参加的人员种类上的区分:一是完全由西方侨民创办的体育组织,二是既有西方侨民也有华人共同创办的体育组织,三是全部由华人自己创办的体育组织;而且还出现了作用上的差别:一种是以推动近代体育在上海的传播与发展为宗旨,一种是在体育的合法名义下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体育活动的参与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跻身租界侨民组织的体育竞赛,一个是华人世界组织开展的体育竞赛。外侨体育组织创办最早延续最长的运动竞赛当推"上海西人草地网球联合会"于1901年创始的网球赛,高级单打从1901开始,一直延续至1943年。"上海足球联合会"从1902年开始每年举行各种足球赛,比较知名的有史考托杯赛（1902-1943年）;甲组足球联赛（1907-1943年）;埠际赛（1908-1943年）;国际杯赛（1908-1943年）。所有这些体育活动完全由外国人进行组织和操办,一开始时都拒绝华人参加。但即使是这样,它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中国竞技体育比赛活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后来,华人也积极跻身租界侨民组织的体育竞赛。1922年,上海万国竞走赛陈和清以个人资格参加比赛,穿布鞋走完全程,此为华人最早打破坚冰,进入西人所垄断的体育竞赛。此后国人勤学苦练,还发起成立上海中华竞走会,共同提高,从1928年至1933年,上海选手包揽了所有团体和个人冠军,令租界侨民刮目相看。华人世界开展的体育竞赛,主要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实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的比赛繁多,只列举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开展的足球联赛,以此可窥见当时各项比赛之盛况。1924年11月7日,上海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棒球场成立。成立初期共有29支社会各阶层球队,至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中止。该会成立后举办的上海中华足球联赛共举行过13届,乃是国人自办自组的第一个足球联赛,并率先打破了由西方侨民独霸足球比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