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在清代并不足一县，本无须编制方志，但在周凯持续不懈的努力之下，也制作出相当具有水平的地方志书，《厦门志》是周凯留给后世相当重要的贡献。林焜熿有幸以廪生身分参与《厦门志》的编纂，从而将其习得的地方志书编纂的理论与技巧发挥在编纂《金门志》，使得周凯欲编纂“金厦二岛志”的想法得以实现。《厦门志》与《金门志》就如同其地理位置、人民血脉一样，可说是繁衍而生，关系异常密切。林焜熿的儿子林豪续纂《金门志》是学习到《金门志》的“纪传体”编制体例，并在深入体会之后，成为其到台湾、澎湖编纂地方志书时所使用的体例。在台湾地方志书编制史上，“纪传体”地方志书的编纂体例是林豪编纂《淡水厅志》与《澎湖厅志稿》时，才带进台湾学术圈，这是《厦门志》与《金门志》对于台湾地方志书编纂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只是林豪将当时最新颖的地方志书编纂体例带到了台湾，一方面由于时局已近台湾割让，传统方式的地方志书编纂形式已渐微末；另一方面，由于《澎湖厅志》刻印本在刊刻前，受到时任台湾通志总局的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以及总纂薛绍元的改订，以致面貌全失，使得林豪引进台湾的新颖地方志书学编纂理念始终缺乏被清楚认识与尊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