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机主义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所创立的文化史观。在他们看来，文化史的发展就是自由生长，其动因在于事物内在的“本能”。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就是知识，其任务是揭示历史的进步;而其方法是通过直觉来体验，即用“理智的同情(Intelleetual Sympathk)”的方法来研究。“五四”运动期间，新生机主义传人中国。朱谦之运用新生机主义的文化史研究思想研究中国文化史。 他认为，文化史是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知识史，其动力就是“本能”;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依据自身本能所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而特别是在知识上的发现发明;其任务则是“说明”文化“进化的原则”，“叙述”文化“进化的现象”;文化史研究的范围包括了“知识生活”和“社会生活”;主张采用生物学方法研究文化史中，使用“发生的方法”“心理的方法”“社会的方法”。指出“中庸”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特质，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今的差别，落后与先进的差别。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坚守传统基础上全面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张东荪认为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可以决定一切。文化就是生活与知识。与西洋哲学是“个体哲学(individuality philosophy)”不同，中国哲学有“整体(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由此西洋文化讲民主，中国文化讲“轮替”。西洋文化是“主智的文明 (intelletualcivilization)”，“尚异”，追求“思想自由”;中国文化是“主德行的文化”，“以道德为中心的文化(ethicocentric civilization)”，“尚统一”，“无竞争”，“不尚理论，而凡事求教训于经验(即阅历)”。 与科学是关于“物”的学问、采用因果分析法不同，历史学是关于“事”的学问、采用辨证分析法。文化史研究的本质“乃只是一个政治理论”，是“人类一天不能缺少这样的东西。没有它简直生活不下去。”朱、张两人的研究，实践了新生机主义的文化史研究，《文化哲学》和《知识与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史学史上真正的理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