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以杰出人物的名字作为地名具有有隆重、简便、长久纪念等优点，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文现象。在西方国家，以“亚历山大”、“华盛顿”、“伊丽莎白”等为地名的现象不胜枚举。我国并不例外，至今“中山路”还遍及全国大中城市。曾任国家元首长达12年的“林森”之地名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林森健在的时候，重庆就产生了林森路。抗战爆发后不久，林森就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林森路”这一名称正是1937年起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杰出人物的名字作为地名具有有隆重、简便、长久纪念等优点，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文现象。在西方国家，以“亚历山大”、“华盛顿”、“伊丽莎白”等为地名的现象不胜枚举。我国并不例外，至今“中山路”还遍及全国大中城市。曾任国家元首长达12年的“林森”之地名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林森健在的时候，重庆就产生了林森路。抗战爆发后不久，林森就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林森路”这一名称正是1937年起的新街名，东起道门口接陕西路，西连南区路通菜园坝，全长2.14公里，成为当时重庆的中心大街--林森路(现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
其他文献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也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步骤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
谈起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李文海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即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一文。本文在该文基础上接着做一些延展性的论述，力图从生态史的角度进一步解释辛亥革命背后中国的自然、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百年前的清朝跟明末不同，并无饥民遍野的危机，也未面临外敌的大规模入侵，但在短时间里土崩瓦解，无疑与其“预备立宪”的失策和失败关系密切。当时，社会精英和国家决策者心态失衡，夸大危机，误认为君主立宪是解决自身问题的灵丹妙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启动了政治改革。其间，双方以立宪为砝码展开博弈，立宪派借机夺权，所望过奢；而皇室忽视民意，揽权不放，彼此南辕北辙，越闹越僵。最后，渴望当家作主的立宪派在武
本文围绕从1898年到191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的中国对日本出口大米的禁令解除的外交谈判，以及对中国的大米向日本进口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考察。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在旧王朝衰歇、新国家肇建的过程中，“国家建构”始终是这个时段的核心议题。本文即拟以此为立足点来考察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本文将主要着眼于观念层面，这是因为，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许多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观念的中国移植涉及中西语境的转换，“瓶颈论”问题与此关联。以国家建构的主题为线索，通过对清末民初妇女解放的再书写，本文还将指出，“瓶颈论”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持有一种“
本文拟以1912-1934年间的《申报》和《大公报》上的评论文字为样本，揭示民国报纸舆论对于当时匪患的关注与认知，再现了一种“思想一社会”互动的鲜活历史情景，同时以此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民间传媒的关注所在，也可以借此展现被人们所忽略了的另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其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钦定正史模式的最终形成亦成为清王朝政治及文化统治臻于鼎盛的标志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08年，清廷制定了建设地方自治的七年规划，规定了地方自治建设的具体步骤和内容，截至清朝灭亡，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建设大致是按这个规划进行的。在此期间，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地方自治建设的举措，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基层社会改造运动，使得当时民间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气象。本文介绍了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分析了清政府官员对地方自治的看法，最后从天津地方自治章程来分析清
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期间，“虚君共和”观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康、梁之论著及其政治活动为中心，在时间上始于辛亥年九月，迄于同年十一月；第二阶段则围绕清帝逊位条件之商议而展开，尽管相关动议于辛亥年九月已经有所涉及，而且具体条件之磋商也至迟于十一月初便已开始，但公开之商议及争论却集中于十二月。上述两个阶段皆涉及“虚君共和”，不同之处在于，康、梁之主张在于将“虚君”列入宪法，使其为国家机关之一
本文拟依据升允(1858-1931)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作为基本资料，从政治角度切入，并试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清亡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