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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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莲印”和“莲纹封泥”指的是某一类印章和封泥,它们的印面中存在莲花这一植物的全部或部分(花、叶、茎、莲实等)图案.文章先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和最新的考古发现枚举分析古代埃及特别是金龟子莲印及其留下的封泥;而后介绍古埃及的莲文化、信仰,揭示其背后几个基础性的观念,如诞生和复活(resurrection)、生命力(life force)、王权(royalty)等.这些观念是莲印和莲纹封泥在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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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莲印”和“莲纹封泥”指的是某一类印章和封泥,它们的印面中存在莲花这一植物的全部或部分(花、叶、茎、莲实等)图案.文章先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和最新的考古发现枚举分析古代埃及特别是金龟子莲印及其留下的封泥;而后介绍古埃及的莲文化、信仰,揭示其背后几个基础性的观念,如诞生和复活(resurrection)、生命力(life force)、王权(royalty)等.这些观念是莲印和莲纹封泥在埃及流行以及向外传播的关键.文章指出,埃及莲印莲纹封泥中的三种图文(或三种形式):莲冠莲座、持莲人、莲上男童,向东传到了亚洲各地.文章随之根据考古发现、博物馆收藏以及相关学者研究,逐一介绍两河流域、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西藏的莲印或莲纹封泥.这些莲印或封泥都体现上述三种形式,反映了背后的共同观念,同时汲取了本地的宗教文化因素,而以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最为卓著.中国明清以来的篆刻文化在全世界最为瞩目,且中国中原地区受佛教文化影响也最为广泛深刻,但明清以来的印章很少出现莲纹,缘何?文章分享了作者关于中国中原地区缺少莲印这一现象的初步思考,并在最后加以概括总结,指出:莲印和莲纹封泥作为跨文明文化传播的案例,凸显了人类文化交流中“全球现象”和“地方特色”的双重性.
其他文献
先秦的官、私玺印,自1981年罗福颐先生等辑录《古玺文编》《古玺汇编》二书刊行以来,海内外学者就文字考释发表了许多极为珍贵且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古玺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深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北)于1978年曾委托王北岳先生针对馆藏出土物及沈次量先生旧藏所捐刊行《历史博物馆藏印选辑》,受限于当年的时空环境,其中部分玺文作为未能辨识的文字,近三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于博论中曾发表部分闳论,但其
此文讨论了战国时齐国古玺印中的几枚“田官”印,认为“(毒)”是“佃”字的异体,“(鸡)”是“逸”字异文,读为“右甸浼(逸)车羽工鉨”,“羽工”则兼有“羽人”之职,负责车饰及旌旗之属.其次认为“王甸嵴鉨”与“右甸淆”中的“(囵)”字从土脊声、隶定作“塉”;“(豳)”字从水脊声,可隶定作“(塉)”.“王甸塉鉨”读“王田册鉨”,“右甸(塉)”读“右田册”,都是负责“田册”“田籍”的职官.最后考释“左敷(
本文从齐系公玺的分类、齐系公玺的常见形制、齐系姓名私玺三个方面论证齐系鈢印的形制分类.成语玺属于私用,因内容特殊,故单列.单字玺因公私玺印、成语玺兼备,亦单列.封泥文字,图像玺,瓦当,陶器印迹,因其载体不同,表现的内容有别,制作的方式也不同,亦单节论述,以求翔实.异形印、特殊钮式、特殊布白方式、齐系玺印的文字特点则是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当重点论述,以期显现齐系玺印的艺术风格.
《三晋文字编》附录第260栏收录“(毒)”(《玺汇》0356)字,附录第369栏收录“(芽)”(《珍战》80)、“(余)”(《集粹》113)二字;附录第412栏收录“(牵)”(《珍古》193)、“(嗣)”(《图录》5.26.4)二字;附录第332栏收录“{”(《玺汇》3458),皆作为未识字,于“亥”字栏下录有“(雨)”(《玺汇》3468).另外,《燕文字编》附录栏085、086分别收录“(岭)”
古代道教的用印观念与印文样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汉末至隋唐以前的“凡篆时期”;二是隋唐以降的“天篆时期”.汉末至隋唐以前,道教法印印文样式、用印观念多受到官印印文样式与官印制度影响,其风格与秦汉世俗官私印章类似,是道教法印印文的“凡篆时期”;从6世纪前后开始,道教法印的材质、印文样式、法印形制、用印观念等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嬗变,尤其是印文样式,逐渐从“凡篆式”演变至“天篆式”,6世纪以降可以
经详细考察,传抄古文印章始见于唐而非宋,兴盛于宋,元代已不多见.它是中国篆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面清理唐宋元时期的传抄古文印章,并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对传抄古文印章的发展和影响进行详细的分析考察,有助于对印学史的研究.传抄古文的兴起与当时文人对印章形式和内容的拓展密不可分.
“永昌大元帅印”金印,2016年惊现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处,自公布以来,引起历史、考古业界,网络、媒体和社会的热议关注.这方金印几经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在文物归属上属涉案文物,不是出水文物.经过与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所颁官印比较,参照相关文献记载,金印的主人不应是张献忠,2017年以来考古发掘出水文物亦不支持永昌大元帅金印的主人是张献忠的观点,而带“西王”“大西大顺”文字的文物则直指张献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印章以滚筒形制闻名于世,从它的出现到结束整整延续了近三千年,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标志性特征之一.神祗题材滚印是其中比较重要和比较受欢迎的主题.本文首先概述了美索不迭米亚地区滚印的起源、印文以及功能;第二部分简述了不同时期平印和滚印的形制和材料;第三部分通过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神祗体系的起源及发展演变的梳理和研究,对神祗题材滚印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讨论神祗
对“印度河印章”的读识,首先应该从了解“印度美术”开始,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是1927年出版的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K.Gomamswamy)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艺术史》.然而,我国现阶段对“印度美术”的研究,可参考资料十分匮乏.真正这种研究在“世界美术研究”领域有燎原之势的,大体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余年,有这么一个研究群体,陆陆续续出版了十多本有关“印度美术”的译著和专著,遗憾的
滚印(滚筒印章,Cylinder Seal)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发明标志和艺术形式之一,适用于整个近东地区,和楔形文字一起构成了古代近东文化和艺术的基本元素,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乃至古代近东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楔形文字中,滚印的苏美尔语为ki(s)ib或ki(s)ib3(见图),其对应的阿卡德语为kunuk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