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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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古铜矿已发掘的古采矿井、巷360多条(个),古代冶铜竖炉10座,地表古代炼渣估计数有十万吨,累计生产粗铜在十万吨以上.该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矿冶技术发展史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试图用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示踪方法认识铜绿山冶炼产物的输出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微量元素判断青铜器矿料来源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建立在前期对古铜矿采冶遗物的系统微量元素研究之上。随着这些资料（主要是特征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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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古铜矿已发掘的古采矿井、巷360多条(个),古代冶铜竖炉10座,地表古代炼渣估计数有十万吨,累计生产粗铜在十万吨以上.该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矿冶技术发展史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试图用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示踪方法认识铜绿山冶炼产物的输出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微量元素判断青铜器矿料来源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建立在前期对古铜矿采冶遗物的系统微量元素研究之上。随着这些资料（主要是特征微量元素和同位素资料）的不断积累，诸如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等难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可能会有不同产地铜料混合使用的情况，这会给青铜器矿料示踪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当大比例混合的情况下，特征元素的辨别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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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康海编纂《武功县志》、韩邦靖纂的《朝邑县志》,仿《史记》《汉书》之法,以文约事丰、辞约而事不漏,分类得当,被历代誉为名志.但长期以来,关于康志、韩志的评说有褒有贬,笔者认为私人编纂的地方志,不但要考虑其志书特点,更应当考虑编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只有这样,才可以全面揭示其康、韩两志的编纂特点.
囿于史料缺乏,学界关于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纂修过程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首次运用内阁大库档案等史料考察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过程.笔者将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探究修志的筹备工作,具体论述每个阶段大清一统志馆修志的具体作为,以便于总结前代纂修大型志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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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时期,地处川东南的涪州,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迟缓,但有清一代,修志五种,充分反映出在地方志纂修中很高的积极性,地方官员和社会名儒主导修纂,志书的体例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近代化的表现凸现,这使得清代五种涪州志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白山司志》是我国古代遗存至今最完整的一部土司专志,系由白山司土巡检王言纪亲自主持编纂、详载明清时期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一部珍稀历史文献.该志体例完备,叙事完整,内容宏富,尤以史料价值见长,这主要得益于其征引文献的广博性、搜集资料的多途性和取材原则的精审性,从而保存了有关白山司乃至中国土司制度的大量珍贵的史料,成为研究壮族土司制度乃至中国土司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中国方志学发展
梁启超与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章学诚把方志定位为史,是国史的取材来源,具有经世作用;认为修撰方志须守史家法度,必备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辨别体裁;志书包括志、掌故和文征三书和纪、年谱、考和传四体;提出设立志科等.梁启超认为,方志保存珍贵文献,可资地方文化教育,具有情报和学术价值;应重视事实核查和资料搜集、强调史料裁剪;第一流学者任修撰者最关键;还提出方志学概念.二人皆认为志书凸显国家兴衰
缪荃孙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金石家、书法家,也是著名的方志学家,在方志界很有声望.编纂过多部通志、府志、州县志,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将方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方志理论的实干家.他顺应潮流,转变修志理念,注重广征博采,强调实事求是,重视特色记述,实现了方志的体例创新和方法更新.
本文分析了《华龙年鉴》的三个尝试和突破，即在《华龙年鉴》篇目中设置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的尝试和突破—城区年鉴主体内容分类宜粗不宜细.在“组织机构及领导成员”排列顺序方面的突破与尝试—把副科级以上领导成员任离职情况排列在各单位正文前。增设“卷外拾遗”部类的突破与尝试—既维护了《年鉴》严谨性，又增加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很受社会各界欢迎。《华龙年鉴》全书内容都是也必须是为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文中对铜绿山、九华山古代炼铜炉渣研究进行了探讨。通过对铜硫赋存状态和相对含量的分析鉴别古代炼铜渣的种类、进而结合护渣基体成份的分析等判定古代使用的工艺类型和流程的方法是可行的。铜绿山Ⅺ矿体上的炉渣是“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排出的冰铜渣，其冶炼产物为含铜60-70％的冰铜;动力科、农行、Ⅶ矿体三处炉渣是“氧化矿-铜”工艺排出的还原渣，其冶炼产物是含铁约5％的粗铜。九华山古铜矿冶遗址使用“硫化矿-冰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