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预设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解释(我称之为叙事解释)是怎样与其他形式的科学解释联系起来的。我认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SR,以下简称为《结构》)事实上回答了这一问题,它表明,只有通过对科学进行历史性(叙事性)的重构,才有可能理解今天所谓的“科学”缘何取得了当下的地位。我具体的论点在于,任何关于常规科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的答案,即给出一种非先验的因果性/解释性答案,都势必要使用一种已经被确定为“本质性叙事解释”(essentially narrative explanation)的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文章揭示了库恩如何在《结构》中精心炮制出一种关于常规科学的叙事性记述。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我的观点可被视作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并不是从任何关于什么是科学或什么不是科学的哲学定义出发的。我的论述有两个基本步骤：第一步在于详细阐明库恩实际上是如何组织《结构》来提供某种解释逻辑的；第二步在于说明为什么这种解释逻辑就其结构而言事实上是叙事的。作为一种关于科学的叙事,《结构》所呈现的历史既没有内在的累积性——因此导致了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也与标准的“教科书式”科学史不相符合。的确,库恩的观点与那些认为科学变革确是累积性的历史记述截然相悖。在这方面,必须要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库恩有意质疑了这一说法,即一种先定的科学概念可被用于回答“谁可被算作是科学家？”这一类形式的问题。但为什么要去思考“谁可被算作是科学家”这种更像是属于社会学领域而非哲学领域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意识到库恩提出的一个基础性的哲学观点,以及他亟待解决的一个基本的修辞难题。由于他的叙事强调了那些被算作科学的东西的非连续性,因此他的历史定序必须要对那些需要被探寻的东西进行重新定位,以便形成一个围绕其假定主题的叙事。而库恩的修辞难题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置于通过累积来发展的科学观(development-by-accumulation view of science)的对立面。因为通过这样做,他似乎将自己从任何解答“何谓科学”这一问题的学术资源中剥离了出来。也就是说,不能用不变的规则、方法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编纂或描述科学。库恩的工作由此将史学研究的重点从一种为通过累积来发展的观点来担保的、错误的方法论思想,转移到那些共同体实践上,这些共同体实践在塑造或改进“谁可被算作是科学家”的问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哲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共同体及共同体活动之外的任何东西——包括有关科学的超历史记述、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非历史性划界——现在都不能被用来说明何谓常规科学了。其结果就是,“科学”的含义仰赖于界定某些特定的共同体成员,但反过来,那些组成共同体的要素就不能被追溯到历史上某些先验或抽象的对于什么被算作是科学的定义或界定。就跟“生物适应”(biological adaptations)的历史一样,那些表明适应性是一种“科学”策略的东西只能通过回溯(retrospectively)的方式才能被知晓。但与进化生物学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那些适应的东西——科学家共同体——本身并没有展现出与生物有机体或生物系统的明显相似性。我的解读是,库恩强调了“科学”的含义及其同源词的历史偶然性,这也是为什么任何这种变革的“延长时期”(extended episode)的历史肯定不会是“累加性”(addictive)的。显然,库恩面临着一个困境。旧有的史学通过炮制某种叙事来塑造一种虚假的连续性。这一叙事基于某种特定的科学概念,这种概念是被通过累积来发展的,或者说有关科学方法的哲学虚构所构成的。而新的史学却让库恩失去了这一叙事的锚点。《结构》用具体的科学共同体取代了抽象的科学概念,但是,是什么将这一团体“绑定”为一个共同体呢？这是《结构》所缺失的东西。库恩尝试了多种解答方式——解谜、范式、格式塔——但每一种方式都被证明是在用更难被说明的机制去取代旧史学简明的理论基础。通过展现库恩的叙事是如何在事实上巧妙地为这些假定的历史研究主题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利用科学家来定位何谓科学,而不是相反——作为叙事解释的《结构》回答了这样一个有趣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样子。在这一过程中,库恩同时(这是他必须做的)创新性地发展(我敢这么说)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史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