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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讨台湾女同志遭受污名化之下,面临伴侣死亡之重大失落事件时,需担心女同志身份被迫现身,而无法像一般异性恋伴侣自在的表现悲伤,而产生悲伤权利被剥夺的现象。本研究使用质性研究之叙事研究取向作为研究方法,以一位50 岁,经历过伴侣死亡之台湾女同志为对象,进行三次半结构式深入访谈,将所搜集之资料整理为生命故事以及生命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