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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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是明代中央官学教育机构.明代选官,科举是主流,学校是为科举储备培养人才.而明代国子监作为教育最高学府,在官学教育体系以及官员培养选拔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太祖初创时期国子监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但是随着入监程序被破坏、监规制定与管理不严以及监生入仕制度混乱等问题,国子监在明中后期出现监生质量下降,入仕途径雍滞,官阶授职与个人能力远不如科举出身,逐渐丧失了人才培养与选拔于一体的功能.从根本上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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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教育部考试中心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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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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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是明代中央官学教育机构.明代选官,科举是主流,学校是为科举储备培养人才.而明代国子监作为教育最高学府,在官学教育体系以及官员培养选拔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太祖初创时期国子监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但是随着入监程序被破坏、监规制定与管理不严以及监生入仕制度混乱等问题,国子监在明中后期出现监生质量下降,入仕途径雍滞,官阶授职与个人能力远不如科举出身,逐渐丧失了人才培养与选拔于一体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人才培养与教育功能是其存在的基础,当教育功能丧失后,不仅不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连选拔人才的功能都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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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现存于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的重要碑刻《御制宸翰》入手,通过深入考证、诠释与校注,进而对碑刻上的诗文创作年代背景和康熙朝科举制度进行解读和探讨,以此论证此碑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拔萃科在士人释褐时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在士人迁转过程中往往看前任官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跟其是否是最初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在士人迁转中
"行卷"与"投卷"是宋代诗文中比较常见的两个词汇.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投卷"可指"弃掷书本"及试前缴纳考试用纸等行为,并非都与"科场"相关.事实上,宋人在使用"行卷"与"投卷"时并没有将其限制在"科场"的语境中,而是采用了二者的字面含义——"行"和"投"皆意味"赠予","卷"则指称"诗文集".在他人的"行卷"中留下"题辞",是宋代文人交际的一个新特点.从中,发现宋人对待"行卷"中的诗歌存在两种不同
《南宋科目条格故事》,原载《钱塘遗事》.《钱塘遗事》乃元人刘一清所撰笔记,卷一至卷八依时代顺序杂记南宋史事逸闻,内容以理宗以后的南宋晚期为主.卷九为南宋人严光大所撰南宋朝廷赴元上都祈求存祀之《祈请使行程记》,卷十即为《南宋科目条格故事》.对于整部笔记而言,卷九、卷十之收录均为变体,于全书体例不合.四库馆臣于《四库全书总目》之《钱塘遗事提要》中对此有所解释，四库馆臣之解释是否反映撰者之用意,尚可商榷
南宋太学创建之后,在绍兴十三年(1143)颁布了太学招录学生的"补试"规定.但是由于参与太学补试的人数太多,为了应对这种形势,朝廷围绕太学"补试"的办法,出现了先后政策上不断的变动.从整体趋势上来说,南宋的太学"补试"方法是摇摆于"混补"法与"待补"法之间.而在时间段上,则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自绍兴十三年(1143)至淳熙二年(1175)的三十余年里,主要是遵行"混补"法;自淳熙四年(1178)至
在"尊孔崇儒"文教政策指导下,释褐进士入职翰林院、国史院、起居舍人院等文职官僚机构后便具有了承载传播儒家文化的使命.释褐进士入职翰林院,充任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文职,草拟禁内诰命,待诏咨询政要,处理文翰事务;入职国史院,充任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史职,承载掌修国史、儒家礼乐制度之责任;入职起居舍人院,充任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等史职,随时记录皇帝以儒治国之言行法度,
"进士题名碑"是一种功勋类石刻,它兴自唐代,经宋代规范后,并一直流传,直至科举制度灭亡.作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进士题名碑的流传过程是科举制度发展最直观的体现,北京孔庙内现存的198通元明清进士题名碑,是科举制度繁荣的真实见证,是研究科举制度重要历史文物.本文就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进士题名碑"的流传过程,重点对进士题名碑的刻立地点、刻立方式、金元两朝的进士题名碑等几方面进行考证分析,以期能通过进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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