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精神

来源 :中国孔子基金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16847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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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性时代,当启蒙主义运动开始塑造西方的心理定势之时,一些领先的思想者,尤其以伏尔泰、莱布尼茨、和卢梭为代表,都曾将中国看做重要的指称对象,并将儒学看做重要的文化镜像。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代,‘扫国从中央帝国沦为一种地理表述。自五四运动后的两代,儒家人文主义为现代中国最善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史无前例地放逐到封建过去。到了上个一吐纪,儒家学者们开始投入到儒学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去。放眼未来,具有儒家特质的东亚现代性的精神极有可能为北美和西欧的以及全世界的公众知识分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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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教士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代经典便不断被译介,这正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典型互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在香港生活30年、又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21年的理雅各。本文阐述了理雅各的翻译活动几乎覆盖了所有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并探讨了他对中国经典进行了怎样的诠释。
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衍变和丰富过程中,在对外文化交流融合与相互吸取包容过程中,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思维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构建过程中,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重要影响,无不蕴藏着道的真精神。今天,在儒家文化圣地曲阜举办首届尼山论坛,以"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话"为主题,着眼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道教徒,在此谨就"学道之无私、体道之宽容"为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西方的视域审视,中国一直是一个"域外异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完全陌生的"他人"、"别事"。缘此,本文探讨了跨文化的对话、比较与研究首当其冲需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异质文化中的概念、范畴的比较与研究的可能。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化解各国家、民族、种族、宗教、文明间种种冲突的有效方式和最佳选择。本文阐述了世界文明的原则: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文明对话的指导之道;以“以他平他谓之和”为世界文明对话的“游戏规则”;以“和平”、“合作”的和合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价值目标。
在广州召开的"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两岸四地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一篇讲话,别出心裁地提出,人类起源是一元论,人类文化进化是多元论,人类的最后归宿是大同论,会走向全人类统一。笔者引证科学界的发现,人类最早的遗骨,是产生在44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业,而走出非洲是在78万年前,这是科技界已经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复旦大学的科学家也证明中国人也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和非洲人具有同样的基因
世界各大文化系统,都含具宗教性。但彼此形态不同,类型不同。当二个文化系统接触之时,因为互不相知、互不相信,不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宗教对话与宗教会通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又因为宗教是一种信仰,信徒不免「先入为主」而引发「排他」的意识,所以宗教战争也屡见不鲜。宗教的对话与会通乃是消解宗教冲突最好的甚至唯一的途径。
笔者认为人的本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人的发展,透过每个人的意识、每个群体的集结、文化历史介面的发展,使得人有了很大的差别性。在人类历史早期,或者在西方18世纪之前,在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重视人的精神性,精神性是所有知识与价值的起源,但是现在人的精神性却受到漠视及忽视,因为人的精神也被各种知识领域所占据。如若人的精神性再不被重视,人文将更为失落、更被孤立。而人的概念也将更为模糊与空虚,社会也将界
作为一种超越世俗政权的文化符号,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权力需要获得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合了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人们对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前者注重血缘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后者注重灵魂的转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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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比较了儒学和基督教传统各自对良知自由学说,也就是对宽容和多元文化的贡献。通过对西奥多·德·巴里观点的引用,本文介绍了两种传统的一些普遍思想,同时也介绍了由新儒家学者王阳明和美国清教徒殖民主义者,特别是罗杰·威廉姆斯提出的关于良知自由的一些具体理论。文章尝试性地得出结论:两种传统主要的区别在于,清教徒基督教发展出了保护良知自由的宪法和法律,但儒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