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评奖史上,“大公报文艺奖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评奖活动。随着文学评奖活动日益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大公报文艺奖金”的重要性也逐渐被研究者所注意。然而纵观相关研究,学界对“大公报文艺奖金”的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史料梳理的角度,返回历史现场,通过对“大公报文艺奖金”活动的外在传播平台、内在文学理念等方面的爬梳整理,力求还原“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本来面目。论文第一部分对“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举办理念进行了论述,从编者的主观层面梳理了编辑理念的继承与创新变化。指出了以萧乾、沈从文为代表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者们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对文学的现实关怀的重视、对扶持新人做出的努力,以及萧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大胆采用“集体批评”的新形式的意义以及萧乾采用书评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力。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编辑理念与《大公报》的评奖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肯定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第二部分从内外两个层面考察了这次评奖活动的评选过程。外部研究部分从历时的角度,详细梳理了这次评奖活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及相关评价,肯定了其历史影响力。内部研究部分,分析了评委会之间在文学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着重梳理了朱光潜与曹禺关于“《日出》第三幕”的论争、朱光潜和巴金关于“眼泪文学”的论争。通过文学论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也得到了更为明晰的体现。在对评奖活动的背景和具体经过详细梳理之后,论文对此次评奖活动的历史地位及性质做出了评价。尽管“大公报文艺奖金”事实上并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首次文艺奖金”,但无论在评选的公正性、获奖作品的经典性还是评选活动影响力等方面,它都超过了之前的“良友文学奖金”。对一次文学评奖活动来说,最根本的标准是评选出社会、历史公认的经典作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奖金”真正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评奖活动的新篇章。另一方面,虽然不论是评选委员会成员,还是获奖作家都与“京派”关系密切,甚至京派成员占据大部分了名额,从整体风貌上,“大公报文艺奖金”又带有鲜明的“京派”文学色彩。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公报文艺奖金”是一次带有“京派”色彩的、公正而成功的文学评奖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