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是连接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信息中介，他们通过搜集和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和财务数据，向市场上的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业绩前景和投资价值的信息，帮助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但在现实中，分析师并非独立的个体，由于受到来自上市公司、其所属券商等利益相关方的压力，分析师在利益冲突下发表的往往是过于偏颇的意见，这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带来了误导，也因此受到了来自监管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对分析师利益冲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上市公司如何促使分析师发布其所偏好的预测，投资者是否会对分析师的预测偏差产生约束等问题，现有文献都还未予以回答。并且，在国外的研究中，将上市公司、券商和投资者囊括在同一个研究框架下并对分析师如何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作出分析的文献也并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寻找体现上市公司对分析师预测有着集中、明确偏好的事件来强化上市公司方面对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检验分析师所属券商和投资者对分析师最终预测行为的影响。　　 由此，以针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定向增发和针对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的定向增发作为研究背景，本文检验了在不同发行对象下，上市公司提高或者降低发行价格的动机如何从利益冲突角度影响到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偏差，并同时考察了其他两个利益相关方--券商和投资者如何对定向增发下的分析师预测偏差产生影响。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降低或者提高发行价格的动机会促使分析师发布更加悲观(针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定向增发)和更加乐观(针对机构投资者的定向增发)的盈利预测，且这些偏颇的预测意见有着更低的预测准确度。进一步地，本文发现，上市公司促使分析师出具偏颇的预测与其运用盈余管理影响股价之间是替代关系，并且承销商关系将加强定向增发下分析师配合上市公司的行为动机，但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将约束分析师配合上市公司的动机。　　 在补充性检验中，本文发现与随机模型和管理层预测相比，在2006年及以后，分析师预测成为更能代表市场预期的替代变量，这一结论为上市公司影响定向增发定价的动机将作用于分析师预测上的假说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将约束分析师行为的假说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在分析师发布的偏颇意见的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在针对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定向增发下，分析师预测是影响定向增发折价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师预测越悲观，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折价越大。但是，分析师预测乐观性并未对针对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的定向增发的折价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这与在询价阶段市场已经对上市公司提高定价的动机有所了解的现实情况有关。　　 本文对两方面的研究有着可能的贡献。一是分析师利益冲突文献；二是定向增发折价文献。在有关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文献中，国外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与分析师所属券商的投行关系、分析师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建立良好关系的动机以及分析师所属券商的经纪业务是导致分析师面临利益冲突的重要来源。本文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具体诉求对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影响，这相对于多数现有研究只是先验地假设上市公司希望分析师出具乐观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来说是一个突破(Das et al，1998；Liungqvist et al，2007)。进一步地，已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分析师所属券商以及投资者是影响分析师发布的盈利预测特征的三大重要因素(Dugar and Nathan，1995；Francis andPhilbrick，1993；Francis et al.，1994；Das et al.，1998；Lim，2001；Irvine，2004)，本文认为，这三大因素往往会同时对分析师预测偏差产生作用，由此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分析师在其所属券商和投资者影响下的预测特征，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现有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最后，在定向增发折价的研究中，本文从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利已动机出发，发现分析师预测是上市公司影响定向增发发行价格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且验证了分析师预测偏差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定向增发折价，这对定向增发折价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