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基金规模也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投资者选择通过购买基金的方式参与股票市场投资。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具有规模经济和信息优势,但作为一种代理投资制度,基金投资存在着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为了减少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委托人(投资者)会对基金经理进行激励和约束。但这些激励约束机制反过来又会对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产生一些非理性行为或滋生出另一种形式的道德风险行为,继而对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那么我国当前基金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着那些问题?这些激励机制会对基金经理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改进我国基金经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的研究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在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当前我国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的现状进行介绍,并分析其所存在的缺陷。论文主体主要探讨基金经理的薪酬设计和声誉机制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首先通过模型构建探讨长期业绩激励和短期业绩激励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对相对业绩评价引发基金经理羊群行为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基金经理在非理性市场中倾向于采取投机的道德风险行为。紧接着,我们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对声誉机制进行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为什么声誉机制会引发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并分析基金经理的羊群行为对市场的影响。本文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探讨我国基金经理激励机制的改进,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基本模型的构建,探讨什么因素决定着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行为,在此基础上探讨改进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和声誉机制,以及完善基金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基金行业的外部监管。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国内学者往往将基金经理的道德风险行为归因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缺陷和基金公司治理等制度性因素,本文尝试着从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行为的最直接原因——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入手,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关于基金经理激励问题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更多地是在基金管理人(即基金管理公司)的层面上进行,而较少直接从基金经理的薪酬激励入手,探讨对基金经理的激励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