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过新的资本制度改革后,对原有的制度做出较大的调整,比如删除最低注册资本额、验资程序等规定,从之前的注册资本部分认缴制确立为完全认缴制。这些新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更加注重提高商业效率精神,提高人们设立公司及进行商业活动的积极性。从法律设计上看,新一轮的资本制度改革将商事自由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这意味着法律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保护公司独立责任之间倾向于选择保护公司独立责任。在此情形下,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找到合理分配交易风险的平衡点,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在此背景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为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的重要制度,越来越多的受到法学学者及实务人员的关注。尤其是适用“资本显著不足”刺破公司面纱备受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在资本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其将会有更大的法律适用空间。与此同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从英美法系的借鉴制度,在我国实践的时间较少,运作方式也较为粗糙,难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产生。我国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在《公司法》第20条和第63条做了粗略的原则性表述,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可操做性的裁判思路指引。因此,厘定正确认定“资本显著不足”的条件,理解“资本”的内涵、“显著不足”的界定等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适用资本显著不足否认公司法人格的法理正当性出发,指出资本显著不足制度的法理基础不在于最低注册资本而在于对股东风险成本的补足。资本制度改革前实务界已将是否构成资本显著不足直接与最低注册资本额捆绑,资本制度改革后资本显著不足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本文从法理基础、公司信用角度和资本显著不足制度历史渊源的角度分析,明确最低注册资本与资本显著不足之间无任何法律逻辑关系。资本显著不足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在于补足股东风险成本,限制股东借公司法人规避风险损害债权人利益。再结合司法案例对审判实务中与资本显著不足的判断要点进行实证分析。对“资本”内涵的界定、“显著不足”的认定及“资本显著不足”的判定条件等进行研究。实证研究部分着重总结归纳资本显著不足类案件的审判特点及当下资本显著不足的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基于实证研究及当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厘定资本制度改革后新语境下适用资本显著不足的核心问题。在资本信用逐步向资产信用转化的现代社会,笔者认为资本的内涵界定为净资产最为合理,能起到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又较小的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资本显著不足的认定绝大部分涉及到经济领域,需要借助专业金融经济人士的分析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在显著不足的判断时点上,笔者认为判断资本显著不足的时间节点既可以是公司设立时也可以是公司设立后,公司设立时考察的主要是注册资本与公司经营范围、规模、风险等因素相比是否充足;公司设立后主要是指变更经营范围需要增减注册资本的情形下公司资产与变更后的公司规模相比明显不充足。进一步探讨,针对实证研究中总结的适用“资本显著不足”时存在的司法适用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建议措施,以期发挥更好地实现对债权人救济作用,彰显法律的公正。本文主要从不同法律责任的区分和衔接、债权人类型的区分、资本显著不足认定条件的实务借鉴、多样化认定资本显著不足、审慎单一适用资本显著不足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