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主旨历来是“红学”研究中的关键。一旦此得到合理解释,其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迎刃而解。然而百年红学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的发展,或将“红学”等同于“曹学”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和附会。虽近来,国内红学界已将研究重点放到了文本上,方法却是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前两种研究思路遮蔽了《红楼梦》研究的本义,后一种方法则无力承负《红楼梦》一书所拥有的巨大内蕴。对此笔者认为《红楼梦》解读必须上升到美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虽早有学者敏锐地认识到此,却鲜有实践。再者,红学研究一直走着将曹雪芹与《红楼梦》中的世界,割裂开来的极端,偶有结合亦流于考据泥淖。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批判余英时“两个世界”理论入手,指出其存在重大缺陷:将理想世界实体化,将其限制得过窄,未从《红楼梦》一书主旨高度来看待此。通过剖析余英时、赵冈的论争,发现此种将《红楼梦》主旨相征实的情况不在少数,它还渗透在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如:抄家、情榜、创作论等。可见,红学研究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此种思维惯性中,未从文学本体和作家创作论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更无法揭示出《红楼梦》的真正主旨和曹雪芹的不朽。本文首先对此进行清理,在此基础上,从作家创作论和阐释学角度指出了《红楼梦》主旨源于曹雪芹矛盾的创作心态:理想在现实中的境遇。它在文本中生成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由此生发出了文本中的一系列的地点和人物,如此种种都只不过是曹雪芹一体两面、理想和现实互渗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构成了《红楼梦》一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识融入了文本外的曹雪芹与文本中的曹雪芹对人生价值意义的困惑、思考和探索。整部《红楼梦》也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在此,我们成功地将曹雪芹和《红楼梦》文本有机地结合起来,揭示了曹雪芹独特的天才:执著于自身的理想,又痛苦地超越它,沉浸于传统,又超出传统。在此,曹雪芹代表了一个文化的宿命,这就使得《红楼梦》不是悲剧,而只是感伤,因为它是梦醒后的无路可走。由此指出神话产生的原由,并最终认为《红楼梦》不是悲剧,而只是感伤,其缺乏真正西方意义上悲剧的内核:生命消亡了,精神还在。它只是一种人的一切努力终将白费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