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诠释学的视野来看，自汉以来，“屈原诠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屈原诠释”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屈原其人、其作品的引用、言说、讨论、评价、翻译，也包括行为上对屈原举止（如投江）的效仿。从其发展、演变来看，屈原诠释大致经历了传统诠释与现代诠释两大阶段。　　传统屈原诠释，是与现代相对而言的，在时间上主要对应西汉至清末。这一时期的诠释主题是“忠君”，屈原主要作为“忠臣”而存在，与自清末开始的现代诠释泾渭分明（这正是屈原诠释之传统与现代的划分标准与界限）。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诠释存在层层建构、进化过程，起于西汉，唐宋时期进一步推进，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支撑、主导传统诠释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君臣纲常。　　在20世纪初十余年间，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及民族国家等思想、理论的传入，传统屈原诠释的“忠君”主题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变化，走向解体。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倾向:第一，从传统的“忠君”质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是为对屈原的现代民族主义诠释之起源。第二，对屈原“怨”的态度，从传统的批判转变为肯定，甚至在概念上抛弃传统的“怨”而代之新兴的更具现代意味的“反抗”，是为对屈原的现代自由主义诠释之起源。简言之，进入与传统诠释相区别的现代诠释阶段。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自由主义诠释盛行，成为主流。大致有三个内容:第一，批判、解构传统的作为“忠臣”的屈原。第二，从正面积极建构作为“人”的屈原。第三，反叛、淡化传统诠释中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性，强调其文学性与文化意义。屈原从此很少被称为“忠臣”，更多是被称为文豪、诗人、文学家。这时期内，胡适、郭沫若(1920年)、梁启超(1920年代)、闻一多等人是代表人物。　　民族主义诠释大致以1931年为界而存在两个阶段。1931年之前，一方面批判传统忠君诠释，另一方面也纠正自由主义诠释的非政治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开始被称为“爱国诗人”，“屈原爱国”观念经明确提出。人们也开始使用“民族”概念。1931年后，胡适、游国恩、郭沫若等之前的自由主义诠释者纷纷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向民族主义诠释靠拢。在抗战前后，民族主义诠释成为主流。“爱国诗人”被更多人接受，“民族诗人”也开始被用于屈原。随着抗战的进程，“屈原爱国”观念过渡到实现阶段，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走进政治视域。国民党官方、共产党等主要政治力量注意到并以民族主义立场诠释屈原。第二，走进学术与教育领域。第三，通过节日与仪式走入日常。主要有二，一是对传统的端午节产生影响。一度被废止的端午节重新得到重视;屈原作为端午节纪念人物的地位愈加巩固。二是促生一个新的屈原纪念日——诗人节。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典范的屈原遍及人们的生活世界。　　随着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矛盾走向高潮，郭沫若、闻一多等诠释者再一次转变态度，马克思主义诠释兴起。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诠释者逐渐放弃之前民族主义诠释中的“国家”、“民族”概念，转而以“人民”为核心概念来诠释屈原，强调屈原对国内残暴当权者的反抗及其与人民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