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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诠释学的视野来看,自汉以来,“屈原诠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屈原诠释”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对屈原其人、其作品的引用、言说、讨论、评价、翻译,也包括行为上对屈原举止(如投江)的效仿。从其发展、演变来看,屈原诠释大致经历了传统诠释与现代诠释两大阶段。 传统屈原诠释,是与现代相对而言的,在时间上主要对应西汉至清末。这一时期的诠释主题是“忠君”,屈原主要作为“忠臣”而存在,与自清末开始的现代诠释泾渭分明(这正是屈原诠释之传统与现代的划分标准与界限)。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诠释存在层层建构、进化过程,起于西汉,唐宋时期进一步推进,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支撑、主导传统诠释的政治伦理、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君臣纲常。 在20世纪初十余年间,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及民族国家等思想、理论的传入,传统屈原诠释的“忠君”主题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变化,走向解体。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倾向:第一,从传统的“忠君”质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是为对屈原的现代民族主义诠释之起源。第二,对屈原“怨”的态度,从传统的批判转变为肯定,甚至在概念上抛弃传统的“怨”而代之新兴的更具现代意味的“反抗”,是为对屈原的现代自由主义诠释之起源。简言之,进入与传统诠释相区别的现代诠释阶段。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自由主义诠释盛行,成为主流。大致有三个内容:第一,批判、解构传统的作为“忠臣”的屈原。第二,从正面积极建构作为“人”的屈原。第三,反叛、淡化传统诠释中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性,强调其文学性与文化意义。屈原从此很少被称为“忠臣”,更多是被称为文豪、诗人、文学家。这时期内,胡适、郭沫若(1920年)、梁启超(1920年代)、闻一多等人是代表人物。 民族主义诠释大致以1931年为界而存在两个阶段。1931年之前,一方面批判传统忠君诠释,另一方面也纠正自由主义诠释的非政治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屈原开始被称为“爱国诗人”,“屈原爱国”观念经明确提出。人们也开始使用“民族”概念。1931年后,胡适、游国恩、郭沫若等之前的自由主义诠释者纷纷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向民族主义诠释靠拢。在抗战前后,民族主义诠释成为主流。“爱国诗人”被更多人接受,“民族诗人”也开始被用于屈原。随着抗战的进程,“屈原爱国”观念过渡到实现阶段,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走进政治视域。国民党官方、共产党等主要政治力量注意到并以民族主义立场诠释屈原。第二,走进学术与教育领域。第三,通过节日与仪式走入日常。主要有二,一是对传统的端午节产生影响。一度被废止的端午节重新得到重视;屈原作为端午节纪念人物的地位愈加巩固。二是促生一个新的屈原纪念日——诗人节。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典范的屈原遍及人们的生活世界。 随着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矛盾走向高潮,郭沫若、闻一多等诠释者再一次转变态度,马克思主义诠释兴起。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诠释者逐渐放弃之前民族主义诠释中的“国家”、“民族”概念,转而以“人民”为核心概念来诠释屈原,强调屈原对国内残暴当权者的反抗及其与人民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