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迅猛发展,居民自身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国社会也开始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层关系固化的特殊现象,社会对此类不公平现象的关注程度也与日俱增。中国的现代社会分化以职业分化为主要形式,职业代际传递反映了子代相较父代职业的社会地位变化,其强弱与社会整体的公平、和谐和稳定息息相关。当前学术界已经对代际流动的诸多方面展开广泛的研究。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现有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之上,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的资料和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通过构建二元选择模型Logit,围绕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我国的职业代际流动和传递的现状及问题展开探索。首先,对全样本使用二元选择模型Logit探究是否存在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职业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边际效应分析社会资本对职业代际传递的相关程度。其次,分样本展开异质性检验,对不同时间和地域维度的子样本展开分样本回归分析,讨论社会资本对子代在不同时间节点的体制内就业与体制外就业的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总体就业的代际传递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是否存在社会资本影响效果的差异。最后,稳健性检验中将双亲样本中的父亲替换为母亲,重复上述讨论过程,探究同等条件下母亲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强弱。研究结果充分表明,我国社会存在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显著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父母所处的职业层级均在职业的代际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处于更高部门层级的父代而言,其子代在同等条件下越有可能实现职业的继承,并且母亲因职业地位产生的社会资本与父亲相比能够产生更强的作用结果。1992年的国企改革已成为企事业单位中职业传承效应的分水岭,与不在体制内单位就业和1992年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子女相比,1992年前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子女受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强。市场化程度更高、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地区的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更发达、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本量更多,在子女就业选择时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应当比同一时间的其他地区受社会资本影响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尽管普遍存在此类职业代际传递现象,子代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增强,换言之,僵化的职业流动机制反而削弱了子女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对个人价值实现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文章从宏观政策方面提出了以下三点关于就业选择的指导建议:首先,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能,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完善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尽可能消除政策安排中的歧视性内容,有序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严惩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加强对社会公平和思想道德的宣传。其次,给予女性一定的关怀和应有的权益保障,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重视女性职业发展。第三,完善监督和检查机制,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并行,持续提高反腐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