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在外力入侵之下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序幕,中国乡村社会也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动。英国学者梅因曾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社会的转型似乎更加曲折,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到身份再到契约运动的艰难过程。建国后三十年里,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体系,展开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动员运动,第一次将国家力量输入到广大的乡土社会。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打破了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建立起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新型身份关系即阶级身份关系,替代传统社会的血缘身份和特权身份关系。新政权对乡土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目的是实现国家政权合法性在基层社会的广泛认同。　　 本课题以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为背景,以纠纷解决为视角,以L县人民法院1949-1979年档案和相关的历史档案为主要依据,运用社会学的初级关系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建国后三十年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乡土秩序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通过对两个不同时期纠纷解决机制运作模式的比较和归纳,提出了“互动型纠纷解决机制”和“动员型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指国家充分调动和鼓励民间社会力量和资源,解决社区的冲突和纠纷,官方与民间形成相互补充、配合、制约的解纷机制。而后者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建构,在国家强势话语的推动下,将纠纷与纠纷解决全部纳入到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中,抑制并消解民间解纷机制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不下乡,只到达县级层面,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由于国家政权控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就给其他社会力量的生存与发展留下或大或小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必须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甚至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纠纷处理方面,官方消极被动的解纷方式与民间积极主动的解纷方式相互结合,在实践中形成分工合作的互动关系,即一种“互动型纠纷解决机制”。与传统官方消极被动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建国后三十年里,国家正式系统则是积极主动地送法下乡,试图将所有的纠纷都纳入到政权体制的轨道来解决,从而使国家政权获得最为广泛的认同。党的领导(即党的中心工作)、阶级斗争为纲、群众路线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三件法宝,贯彻司法实践的始终,反映出这一时期法院的政治职能优于解纷职能。人民调解制度,性质上虽然属于民间解纷形式,但政权化的运作方式淡化了其民间性。因此,这一时期的解纷机制被纳入到国家政权的建设轨道,成为政权运作的一种方式或一个环节,即一种“动员型的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血缘和地缘结成的乡土社会,具有伦理性、教化性、经验性等特征,成员之间是近距离的亲密关系,成员对社区群体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依附感。调动民间社会力量解决乡土社会的纠纷应当说符合乡土社会的特性。而“动员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则是根据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完成的。过于政治化的倾向,造成了乡土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动员运动在短期内取得效力,但并没有真正获得乡土社会的内部认同。结果导致乡土社会礼治秩序被打破,法治秩序并未建立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等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乡土社会国家从全面控制转变为以行政指导为主。在法治话语的背景之下,以国家强力为基础的动员型纠纷解决机制和以宗族力量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似乎都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实践中难以运行。那么新乡土秩序和纠纷解决机制应如何构建?笔者希望通过对不同时期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系统、真实地还原纠纷解决的历史面貌,为当代乡土秩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和借鉴。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介绍L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对L县概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部分是理论构建部分,即乡土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理论,乡土社会特性解释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对于乡土社会的作用和意义。第三部分以历史文献和诉讼档案为依据,对中国传统乡土秩序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将其概括为“互动型纠纷解决机制”。论文将这部分作为对比材料使用。第四部分主要以L县法院1949-1979年法院档案为依据,通过法院工作报告和案例对建国后三十年“动员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实分析和论证,并指出纠纷解决政权化运作对乡土社会秩序的影响。第五部分以对当代乡土社会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为依据,并通过对两种机制的对比分析,为当代乡土秩序的建设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