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昂扬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时期最激烈动荡的变革莫过于思想文化方面。“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是奴隶制解体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表现,为法律摆脱礼的束缚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为了弥补“礼崩”带来的社会秩序上的混乱,主张变革的执政者急需一套体系相对完备并且公开的法律来取代崩溃中的礼治体系的束缚,这就为各国颁布成文法奠定了基础。郑国作为春秋时期独具特色的诸侯国,在经历了初期风光无限的“小霸”时期和中期备受凌辱的“介居”期后,于郑简公时期由执政子产“铸刑书”,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继“刑书”后,郑大夫邓析“私铸竹刑”,进一步完善了郑国的成文法典。本文拟从子产、邓析两位法家思想的先驱入手,研究郑国法家文化出现的背景、表现,并且通过与三晋法家文化的比较,更深入的挖掘郑国法家文化在先秦法律文化中的地位。本文第一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论述郑国法家文化出现的历史背景。宏观方面重点分析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的重大变革,而法治思潮的出现正是各方面变革在思想领域的集中表现。微观方面则着眼于郑国发达的商业和自由开放的民风两个方面。通过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分析,理清郑国法家文化出现的基本脉络。本文第二章从郑国法家文化的主要代表子产和邓析两人入手,重点分析他们的法律思想及其具体实践。子产崇尚法治,主张以法治国,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铸刑书”一事。“刑书”的问世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子产“宽猛相济”的治国思想更是对后世法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邓析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历史上对其归属法家还是名家意见不一,以名家居多。然而抛开狭隘的学术派别,单纯就其法律思想出发,邓析的“刑名”思想及其“狱讼辩护”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是邓析继子产之后“私作竹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平民的要求,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三章重点分析郑国法家文化与三晋法家文化的关系,包括交汇与融合、冲突和激辩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地缘关系出发,分析郑国和三晋法家文化交汇融合的原因及表现;第二部分从自然因素、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两者冲突和激辩的原因,并从“重农抑商”和极端的“重刑主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冲突、激辩的表现。本文结语部分立足于整体评价郑国的法家文化,探讨郑国法家文化对先秦法律文化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总之,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研究郑国的法家文化,对进一步探讨先秦时期法律思想以及先秦地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