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在促进信息传播、人际交流、知识共享上为公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人们通过网络服务便可以同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进行沟通,也可以访问世界各地的网络资源。然而同时,网络服务也因为其匿名性、开放性和信息高速传播等特性而成为了侵权行为的泛滥场所。面对权利人频遭侵权的现象,唯有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网络服务的运营者和管理者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才能防止或制止网络侵权行为。但是,鉴于网络服务本身的性质,网络服务提供者又难以如大海捞针一般发现网络用户实施的每一侵权行为,因此,一个合理的、顾及各方利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便有待建立。本文基于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出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作了理论性的介绍。本文采狭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义,着重研究技术服务领域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分为违反“通知规则”、违反“知道规则”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三类,这些侵权责任具有主体、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责任形态与责任承担方式四方面的特殊性,因此,基于这些特殊性和我国现实国情,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应秉持三项基本原则——服务中立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促进网络服务产业原则。本文接着对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前述三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指出了我国当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比如,缺乏相对统一的违反“通知规则”的侵权责任制度,“通知规则”及其下的反通知机制不够完善,缺乏特殊情况下的主动审查义务,“知道规则”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的标准有待厘清,“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司法定位出现偏差,系统自动推荐、排名的司法认定有待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保障义务人身份不明,安全保障义务尚未被生效裁判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美国、德国、欧盟等三个国家(地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介绍。其中,美国和欧盟部分重点在于对由“通知规则”和“知道规则”构成的“避风港”的介绍,而德国部分重点在于对安全保障义务理论与实践的介绍。同时,本文对这三个国家(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析,列举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和不值得效仿的地方。最后,以三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结合以上比较研究的结果,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制度的若干建议。就违反“通知规则”的侵权责任制度而言,我国应当建立相对协调统一的制度体系,但对涉商标权、专利权侵权信息和诽谤信息等,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我国应当在“通知规则”中增加“善意”要求。针对《民法典》“声明—投(起)诉”机制存在的不妥以及“反通知—恢复”机制的僵硬性,应当建立起更为灵活的权利人—上传者纠纷处理机制。针对反复侵权人以及重复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技术可行和成本合理的前提下,应当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本文赞同以“知道”(明知)作为“知道规则”的主观状态判断标准。针对司法实践中对直接获利和控制力认定的偏差,我国应当引入美国侵权法中的替代责任制度。应当区分自动生成排名与推荐的性质,尤其是针对基于算法而生成的推荐,不宜成为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情的因素。就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而言,本文提出应当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保障义务人之地位。不同于其他文献中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广泛性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之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目的宜作限定,即旨在防止网络活动造成线下的身体、财产损害。为实现这一目的,我国应当相应扩张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保障对象的范围,不再限于公共场所地域范围内的人员和群众性活动的参与人员。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防止网络公共空间中的信息,或者其发起组织的网络活动波及线下生活,对线下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物理性权利造成损害。本文也建议取消《民法典》中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追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