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影响纠纷主体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是复杂的，客观上要求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ADR与诉讼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直接目的，决定了两者在面对公正与效率、对抗与妥协、以及合法与合理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不同的选择倾向。尽管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不同，两者最终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两者同为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根本的统一。　　自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大量利益主体，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调，使得很多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从而使得矛盾激化或引发更多的矛盾，而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思潮与原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得矛盾更为复杂。社会矛盾的现实状况使得靠一种途径解决民事纠纷变得不现实，要顺利解决纠纷，ADR与诉讼都不可缺少。　　民事诉讼始终是民事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民事诉讼具有很强大的社会功能。但是司法对纠纷的处理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司法的限度表现在司法不能解决所有的纠纷，并且司法解决纠纷在效果方面也存在着局限性。ADR具有一些特点和功能，例如灵活性、和谐性、效率性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诉讼的缺陷。ADR与诉讼一起构成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整体，两者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效应，能够发挥更大的合力，不仅提高了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探索了新的法律规范和新的司法模式的形成。　　从纠纷解决现状来看，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解决了大部分社会矛盾和纠纷，但是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诉讼种种弊端浮上水面;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基本处于萎缩状态。这个困境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资源配置和系统内部不协调等方面的原因。根据一定的论证，我国发展ADR，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而我国要顺利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创建和谐社会，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大势所趋。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从观念的制度两个层面入手，既要树立多元化理念、和谐理念、效益理念和自治理念，还要在制度上鼓励和支持ADR发展，并努力实现ADR与司法的良性对接。我国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以诉调对接为代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型，还有检调对接、公调对接等，都在实践中取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过程中，还要注意构建机制与我国国情的相容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