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禁毒法》为适应新时期禁毒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四种戒毒模式。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取代了之前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戒毒条例》的正式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戒毒工作原则。虽然立法者在宗旨和原则上作足了人本主义的铺垫,但强制隔离戒毒的惩罚性是不可避免的天生固有属性。强制隔离戒毒惩罚性定位的缺失,导致相关部门执法随意,各地区和部门不够重视执法的严谨性,往往从自身部门利益出发,管理方式各异,弹性空间较大,管理理念参差不齐,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戒毒工作没有形成一股合力。由于强制隔离戒毒惩罚性定位的缺失,使得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限制人身自由的裁量权过大,没有引入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程序。缺少外界权力的对抗、制衡和分立,必然造成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和权力的滥用,酿成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侵犯问题。当一个人意识清醒,有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一种明显的惩罚。强制隔离戒毒既是一种医疗措施,也是一种惩罚手段,其惩罚性与医疗性应当并重,甚至其惩罚性应当占主导地位。强制隔离戒毒应当是对少数情节严重的吸毒成瘾人员的惩罚,然而其惩罚性定位在《禁毒法》中出现了缺失,导致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须认清强制隔离戒毒的惩罚性,承认强制隔离戒毒惩罚性的现实存在,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体现强制隔离戒毒具有惩罚性质,在立法体系中确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惩罚性定位。这样才能够完善禁毒法治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在实践、价值、制度三个层面解决好强制隔离戒毒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与政策效率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保证禁毒法律体系成为“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