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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结肠息肉（Colonic Polyps）是常见的结肠疾病病之一,系指生长自结肠粘膜而隆起于粘膜表面的病变,通常源于上皮细胞的过度生长并从粘膜表面向腔内扩展。从病理类型上进行划分,结肠息肉可划分为非腺瘤性息肉和腺瘤性息肉,其中非腺瘤性息肉分为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幼年性息肉;腺瘤性息肉分管状腺瘤、混合性腺瘤、绒毛状腺瘤和锯齿状腺瘤[1]。其中腺瘤性息肉已被公认为结肠癌的癌前病变。Morson[2]认为50%-70%的结肠癌来源于腺瘤性息肉,腺瘤性息肉的癌变率为2.9%-9.4%,大致经过增生性腺瘤→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早期癌→浸润癌的过程[3]。故有效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可减少结肠癌的发病率。大量研究发现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是结肠癌（coloreetal cancer,CRC）发病的危险因素,并且可能与其进展、预后相关[4]。同时也有大量文献报道,结肠息肉的发生与MS具有相关性[5-8]。随着对MS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脂肪组织的作用愈见详细,据研究报道,脂肪组织在调节全身脂质和能量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与全身组织和器官相联系,通过控制循环系统中的非酯化脂肪酸水平及合成与释放脂肪细胞因子（如瘦素、脂联素、抵抗素等）来整合全身脂质平衡[9]。当脂肪组织调节三酰甘油存储和非酯化脂肪酸释放被扰乱,特别是当非酯化脂肪酸释放与脂肪外组织能量需求相分离时,会导致血浆非酯化脂肪酸水平升高,三酰甘油在组织中过多贮存,随之而来的是组织的破坏[10]。脂肪组织被认为是非酯化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因非酯化脂肪酸是膜Toll样受体4配体,可促进巨噬细胞浸润和分泌多种炎性趋化因子、细胞因子和脂肪细胞因子,并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故能进一步促进炎症发生[11]。有研究脂肪组织代谢在非酒精性肝硬化的早期是由肿瘤坏死因子α介导,而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增加了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在肝脏中的表达[12]。也有研究证实慢性炎症参与了结肠癌的早期形成[13-14]。但对于脂肪因子及微炎症指标在结肠息肉患者体内血清水平及在脂肪组织表达的相关基础研究甚少,少有相关文献报道,随着当今居民膳食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结肠息肉疾病的发病率也日趋升高。三亚市位于中国最南端,与中国大陆地理环境不连接,有特殊的地理背景及饮食习惯,餐桌上海鲜居多,食物中高热量、高嘌呤类物质（如动物内脏、鱼、蛤、蚝等海鲜及浓肉汤等,其次是鱼虾、瘦肉、芸豆、菠菜等）[15]所占比例高,有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主食的摄入量减少,而油脂、肉类、鱼类、虾类、贝类的摄入量增加,由此引发的营养过剩可能是造成脂质代谢疾病（肥胖、糖代谢紊乱、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的原因之一[16]。张晓坤等有研究结果:沿海地区人群可因饮食习惯（高嘌呤饮食）更易诱发脂代谢紊乱[17]。综上可见,进行结肠息肉与脂肪代谢的相关性研究可为结肠癌的防控提供指引,进行结肠息肉患者生化指标方面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研究具有临床意义。目前,大量研究及文献报道均以结肠息肉与血脂的相关性为主,因此本研究基于我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近2年407例结肠息肉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分析结肠息肉不同病理分型患者体内生化指标的差异,可为进一步深入的进行脂肪代谢及微炎症因子与结肠息肉疾病发生、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佐证依据,以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减少结肠癌的发病率。资料与方法:1、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在我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治疗符合调查要求的结肠息肉手术的患者407例（其中包括17例息肉恶变）。采集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进行血脂一般指标（甘油三脂、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血脂综合指标（LCI、AIP、NON-HDL、TC/HDL+TBIL、LDL/HDL+TBIL）、血清胆红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微炎症指标（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C反应蛋白、血清白蛋白、白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含量检测,同时配合结肠镜对结肠息肉患者肠道检测其息肉数目、部位、形态,测量其大小,并观察基蒂的特征,确定单发还是多发。卡方检验的方法分析不同基本情况对象结肠息肉发生的差异;F检验的方法分析不同结肠息肉类型的患者血脂和血生化含量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了解多种血脂指标对结肠息肉患者病理分型（包括息肉恶变）的具体影响。2.结果:1、不同年龄（X2=126.25,P=0.00）、职业（X2=87.07,P=0.00）、婚姻状况（X2=260.85,P=0.00）、饮食嗜好（X2=164.57,P=0.00）、运动习惯（X2=469.19,P=0.00）、吸烟习惯（X2=469.19,P=0.00）、饮酒习惯（X2=249.96,P=0.00）、BMI数值（X2=172.68,P=0.00）对象结肠息肉发生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不同结肠息肉部位（X2=353.34,P=0.00）、病理学类型（X2=618.31,P=0.00）、结肠息肉生长方式（X2=275.31,P=0.00）、结肠息肉发生形式（X2=86.29,P=0.00）对象结肠息肉发生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不同性别（X2=10.05,P=0.02）、年龄（X2=96.43,P=0.00）、婚姻状况（X2=267.75,P=0.00）、饮食嗜好（X2=53.49,P=0.00）、运动习惯（X2=104.05,P=0.00）、吸烟习惯（X2=43.60,P=0.00）、饮酒习惯（X2=19.22,P=0.00）、BMI数值（X2=83.57,P=0.00）、结肠息肉部位（X2=75.30,P=0.00）、结肠息肉生长方式（X2=51.02,P=0.00）、结肠息肉发生形式（X2=40.20,P=0.00）的结肠对象病理分型构成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结肠息肉不同病理分型患者血脂常规指标中TG（F=640.40,P=0.00）、TC（F=516.70,P=0.00）、LDL（F=276.40,P=0.00）、LDL（F=368.83,P=0.00）含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血脂综合指标含量中LCI（F=785.36,P=0.00）、AIP（F=1045.78,P=0.00）、NON-HDL（F=799.99,P=0.00）、TC/（HDL+TBIL）（F=1069.66,P=0.00）、LDL/（HDL+TBIL）（F=2334.36,P=0.00）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血清胆红素中TBIL（F=520.20,P=0.00）、DBIL（F=806.86,P=0.00）、IBIL（F=1530.06,P=0.00）含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微炎症指标中C反应蛋白（F=10.70,P=0.00）、白细胞介素6（F=83.67,P=0.00）、肿瘤坏死因子-α（F=48.98,P=0.00）、血清白蛋白（F=349.33,P=0.00）、白细胞计数（F=26.52,P=0.00）、红细胞压积（F=389.83,P=0.00）含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将患者血脂常规指标（TG、TC、HDL、LDL）、血脂综合指标（LCI、AIP、NON-HDL、TC/HDL+TBIL、LDL/HDL+TBIL）、血清胆红素（TBIL、DBIL、IBIL）异常情况与结肠息肉病理分型情况拟合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程,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Chi-Square检验,X2=59.62,P=0.00）,入选方程8个指标影响大小依次为:LDL（ExpB=3.61）、AIP（ExpB=3.42）、LDL/HDL+TBIL（ExpB=2.81）、TC/HDL+TBIL（ExpB=2.72）、NON-HDL（ExpB=2.40）、TC（ExpB=1.84）、LCI（ExpB=1.80）、TBIL（ExpB=1.73）。3.结论:1结肠息肉患者年龄职业、饮食嗜好、运动习惯、吸烟习惯、饮酒习惯、BMI值的对象结肠息肉病理类型构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1)40岁以上2)有吸烟及饮酒习惯3)喜食油腻性食物4)无运动习惯5)BMI大于25,上述人群更易出现大体积、多发性、不典型、高增生状态的腺瘤。此结论与多项研究文献的结论相一致。2不同结肠息肉部位、结肠息肉生长方式、结肠息肉发生形式对象结肠息肉病理类型构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左半结肠、带蒂的多发性息肉更倾向于腺瘤性息肉。此结论与多项研究文献的结论相一致。3血脂常规指标（TG、TC、LDL、HDL）、血脂综合指标（LCI、AIP、TC/（HDL+TBIL）、LDL/（HDL+TBIL））、血清胆红素（TBIL、DBIL、IBIL）、微炎症指标（IL-6、TNF-α、CRP、ALB、WBC、Hct）对结肠息肉患者病理分型的影响显著。其中:1)血脂常规指标中低HDL与腺瘤性息肉的发生呈正相关;2)血脂综合指标中在腺瘤性息肉影响活跃度依次为:AIP、LDL/HDL+TBIL、TC/HDL+TBIL、NON-HDL、LCI。3)微炎症因子水平的增高是否能预示腺瘤性息肉方向的风险,需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