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变题材电影指的以表现婚姻关系变化为主要情节线索的影片。新时期的婚变题材电影融合了文化反思、社会变革、个人解放等多重时代话语,使得这一时期的婚变故事书写呈现出更为矛盾、复杂的态势。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新时期婚变题材电影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反思阶段的婚变通常具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反思意味,徘徊阶段的婚变开始聚焦个体的情感困境,但婚姻道德仍规训着个体的情感欲望,多元阶段的婚变故事则逐渐消解了婚姻家庭的神圣性,走向更为开放的婚姻家庭观念。从叙事结构而言,新时期婚变题材电影的表层叙事结构可以归纳为“知青返城”型、“错误婚姻终结型”、“新旧冲突型”、“第三者插足型”四种叙事模式,这四种模式并非完全独立,但其各自的主题表达存在不同的倾向性。其中“错误婚姻终结型”和“新旧冲突型”是这一时期占比最多的模式,既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反思特征,也折射出社会变革对于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的巨大冲击。借用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理论,可以发现新时期婚变题材电影呈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深层叙事结构,其中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一种打破婚姻平衡的重要力量,反映出社会变革背景下对于“人”的价值发现,而“四化”建设的改革话语通常成为召唤个人返回家庭、恢复平衡的时代力量。从深层叙事结构所体现的人物形象来看,新时期婚变题材电影中一共存在四类关键性人物,包括以“娜拉”、“陈世美”为代表的婚姻反叛者,以“秦香莲”、“大丈夫”为代表的婚变危机的被动承受者,以及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婚变事件的调和者。作为婚姻反叛者的“娜拉”是这一时期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形象,“出走而不得”成为了新时代娜拉们的最大困境,而象征爱情的“第三者”是八十年代最具先锋性的人物形象,她们承载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自我内在感情的肯定。从意义阐释而言,新时期婚变题材电影中的婚姻围城是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存在,冲破围城而不得的故事隐喻着社会转型时期个体所遭遇的传统阻力,而留下政治烙印的婚姻所产生的痛苦回忆则构成了另一座困住一代人的历史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