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有关探望权的纠纷日渐增多。2001年新《婚姻法》增加了有关探望权的规定,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毫无疑问,探望权制度对于处理离婚纠纷、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七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婚姻法》对探望权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缺陷与不足,不符合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探望权的主体过于狭窄,只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其它人不享有探望权。将子女排除在探望权的范围之外,否认子女作为探望权主体;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无权行使探望权;没有规定存在非法婚姻关系或者未离婚的特殊情况下探望权的主体问题,例如,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被撤销、解除同居关系的,父母非正常分居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否享有探望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探望权的内容不明确和权利义务规定的过于笼统,容易产生纠纷,导致权利行使的失当,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生活。探望权的中止事由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任意性,也可能造成对探望权中止制度的滥用。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制度不够完善,强制执行的义务主体不明确,法律没有规定强制执行的程序,使司法实践的操作难度巨大。主张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倡导确立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并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探望权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扩大探望权主体;对探望权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明确探望权中止的法定事由;将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