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调控手段。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货币政策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运用能力也不断增强。　　中国的货币政策改革是广泛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不同的制度初始条件、改革目标和路径选择决定了中外货币政策制度演变的路径和方式上都存在很多的差异。因此，运用动态的、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方法来看待货币政策的整个变迁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改革的出发点和逻辑以及国内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变迁经历了政府强制性变迁阶段、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阶段和制度创新阶段。论文第一章论述了中国货币政策各阶段的变迁过程，以及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演变。　　在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领域和货币政策作为改革的核心而明显滞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早期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尚未进行改革的旧制度对市场因素的约束日益增强，新旧制度之间的运行摩擦成本日益加剧。市场对于政府力量的反作用和对政府制度供给的需求也不断加强。论文第二章对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制度约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容易高估管制的效应，而低估市场对经济主体的约束，从而延迟改革的进程，改革的非整体推进加大了制度运行成本。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改革将沿着低效率的路径演进。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增强，市场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日益强烈。但在现阶段，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完成我国货币政策制度创新和突破的艰巨任务。近年来，随着中央银行的目标和职能都更为清晰，中央银行自主地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既有的制度约束下，中央银行采取了不同的创新方式，创造条件推动制度的改革和突破，对于突破制度存在困难的，也采取了诸如工具创新的方式，策略性地规避了现行制度的约束。论文第三章对中央银行的创新行为、创新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指出随着我国中央银行职能的不断明晰，中央银行自身的目标函数对其政策行为的约束力也在不断提高，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目标，自身存在着对不合理制度进行改革的需求，因此，中央银行自身也是货币政策诱致性变迁中的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当了“第二行动集团”，推动政府完成货币政策的制度创新。　　论文第五章提出了政策建议，指出当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来自各方面的外围增量改革逐步向核心推进，这时，改革的配套和全面推进非常重要。要加强和优化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供给，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处理好市场化、对外开放与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完成改革的最后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