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坠物侵权事件的频发威胁着人们“头顶上的生命安全”。为解决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侵权人查找之难题,以及弥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之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进行调查的权力及义务。自《民法典》将该项调查权纳入民法规定的范畴后,不少学者就其民事实体问题例如调查权性质及存在之正当性进行探讨,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学者对其程序问题研究甚少。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后形成的调查结论属于何种证据种类?该证据证明力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应运用何种证据规则对其加以认定?由于学界对以上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指导,实践中法官对该调查结论的证明力进行评价时往往无所适从。因此有必要对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证明等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从而促进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及法官对该证据正确地认定及应用。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法理基础。《民法典》中规定的调查权是只针对高空抛坠物侵权行为的特殊权力,实质上属于司法协助权。从私法规定公法的正当性、警察权辅助任务的扩张、侵权责任法注重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看,公安机关在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行使调查权具有正当性。公安机关的调查权是依据职能调查事实及证据的程序性事实行为,在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仅限于对侵权人、可能侵权人等主体的侵权过程进行认定。公安机关调查措施可以参照治安调查权的相关措施,采取询问当事人、证人等手段。公安机关在案件中虽取代被侵权人进行调查,所制作的调查结论往往被一方当事人作为证据予以使用。但公安机关与案件并无利害关系,在诉讼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其诉讼地位并非是“法庭之友”抑或证人,而是一种新型诉讼参与人。第二部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实证分析。通过以2021年1月1日起至今关于公安机关调查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的13个案例为样本进行检索与分析可以发现,公安机关调查结论存在内容客观性、结论多样性与效力非终局性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由于制定主体的权威性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在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加以推翻的情况之下,法院通常会予以采纳,从而作为证据使用。但立法尚未明确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统一规范格式与应当适用的规则,法院在对调查结论进行证明力评价时也未区分形式证明力与实质证明力,以上问题亟待解决。第三部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证据定性。由于公安机关调查权的多重属性与调查手段的多样性,该调查结论并非是单一形式的,在法律中也无明确的证据定性。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公安机关通常会将案件中的视听资料、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相关证据进行归纳记录,形成书面的证明材料。因此,调查结论的证据定性有必要借鉴部分证据种类进行比较,将之归入合理的种类范畴。由于调查结论是公安机关基于《民法典》规定的调查权之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属于公安机关所记录的直接视听感受和认知,且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应当被纳入书证的证据种类之中,进一步归属于报道性公文书。第四部分: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结论的证明效力。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行为是一种复合型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调查结论在民事侵权案件与刑民交叉案件中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效力。基于对域外公文书证明力规则的考察及我国相关实证分析,法院在对调查结论证明效力进行评价时应首先区分形式证明力与实质证明力,在此基础上采取“法定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对其形式证明力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便可加以肯定;而对于实质证明力,在推定具有真实性的前提下,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可提出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相反证据将之推翻从而进行救济,在举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申请法院协助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