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南襄盆地这一事关古代中国南北轴向“地理完整性”的区域,在西周至春秋周楚统治发生转变的阶段,以政治敏感性较高的贵族墓葬为载体,探讨物态文化演变与政治变迁的关系和本区域周代文化、社会与历史演进的脉络。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对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对象进行界定。基于论文目标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指出存在问题,说明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第一章分国别介绍本区域西周至春秋时期周代贵族墓葬与成组铜器的发现、保存、分布及资料公布情况,主要包括应、曾、鄂、邓、唐、申、养和楚国贵族墓葬。第二章分国别对资料较丰富的封国铜器进行分期与断代研究,建立彼此年代对应关系并形成相对完整的时空框架,对周文化与楚文化体系下青铜器时代共性与国别特征进行观察,讨论楚系铜器的来源与形成过程。本文将西周至春秋早中期之际分为七大阶段,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分为六期。西周早期各国礼器共性较强,但曾、应国已在形态与使用方面产生一定偏好。西周中期不同国家礼器普遍经历趋向精简、集中与统一的变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各国礼器多元性逐步增强,尤以曾国礼器最为繁盛。这大致与周王朝对南土的统治经历确立、反复与动摇以及曾国(随国)为诸姬之首呼应。春秋中期形成并流行的楚系青铜器与此前有较大差别,这种变化远较西周中期剧烈和深刻,与周楚政治统治转换相一致。楚系铜器具有自身、区域内以及域外淮河流域三类传统。其形成是楚国北进南襄盆地、初步封畛淮汝军事扩张行为的结果,也是较短时间内精心设计而非自然磨合的过程。楚系铜器形成后还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不同附庸国礼器文化不同程度地保留有个性特征。第三章构建“墓葬等级表征”概念,用以描述墓葬等级的各类物态表现,主要包括墓道使用、墓室规模、棺椁类型和器用规格等。在划分墓葬等级时,采取先对各表征独立分析而后再进行比较与对应的方法,并结合铭文信息、各表征的规范度及整体关系解决不同表征间的矛盾。总体上先分国别考察贵族墓葬等级,再分阶段比较和观察不同表征在诸国间的共性与差别,揭示墓葬等级表征系统由周到楚的演变过程。西周前期本区域贵族墓葬等级表征系统初步具备周王朝的礼制规范特征,尤以礼器使用和性别表征为典型。西周中期出现新的礼器规范并占据主导地位,增强了墓葬等级表征系统的统一性。两周之际前后是墓葬等级表征系统变动较大、多元性较强的阶段。这一时期墓室规模普遍扩大,礼器规格出现系统性提升,多种礼器规范并存,车马器使用多有不同,曾国贵族墓葬往往在多方面领先。这些现象与周王室东迁及实力削弱、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动有关。在此背景下,南土诸国独立性增强,贵族墓葬等级表征系统出现整体性提升,区域礼器规范形成并开始流行,南土异质性也随之见长。这些为楚国礼制文化形成及个性确立奠定了基础。春秋中期之后,该区域墓葬等级表征系统具有明显的楚国烙印。与附属国相比,楚国贵族墓葬在墓道、车马器和乐器使用方面更为普及,与礼器规范一样都有规格更高的倾向。这正是楚国崛起、入主本区域的结果与重要表现。本章还尝试复原了西周前期的礼制规范,基本特征是鼎、簋初步具备核心礼器地位;成组水器盘盉的使用是高级贵族另一重要特征;低级贵族墓鼎簋不超过两件,流行等量搭配;高级贵族墓鼎簋数量差别明显。西周中期偏晚以后新礼器规范置于具体墓地等级体系中观察才更具确定性。应国墓地高等级墓葬存在两套礼器组合,传统组合以明器形式存在,新式组合以实用器或实用器形式存在。养国等淮河流域国家较少受新式规范影响,流行鼎与壶(或醽)单件与双件等量搭配,少见粢盛器。楚国礼器规范继承曾国与淮河流域传统,较高等级组合中鼎综合使用箍口或折沿鼎各两件或各四件以上,低等级组合流行单双件等量搭配。楚国贵族内部礼器规范也不尽一致。曾、养国贵族墓仍保留一定特色。这些现象表明楚国对于外来宗族与附庸国贵族似未强制推行其礼器规范。第四章分阶段对区域内主要封国贵族墓地进行分析,探讨背后蕴含的选址与布局理念,并与其他区域周人贵族墓地进行对比。西周前期应、曾国具有浓厚周人规划特征的公室墓地的出现,也是周王朝南土统治确立的重要标识。曾国高级贵族墓地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有一个明显的位移过程,应与西周中晚期鄂侯之乱以及楚国压力有关。楚国贵族墓地在本区域出现时间早于楚系铜器的形成。楚国贵族内部以及与附庸国之间墓地布局方面的个性较为突出而多元。墓地制度作为更深层次的文化规范更为稳定与保守。第五章结合贵族墓葬资料与文献研究,对本区域不同阶段的政治格局与周楚之间的变迁进行阐述与补充论证。结语部分对论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