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行为不仅决定了其自身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也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度投资是企业超出维持性支出和预期新增投资之外的正向支出。近年来我国企业由于急于扩张、盲目投资而导致损失惨重的现象屡见报端,过度投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微观层面的过度投资最终导致整个宏观经济出现能源紧张、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结构扭曲等严重问题。而我国中央企业由于规模大、经营种类多、公益性与垄断性强,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委托代理链冗长复杂、所有者缺位严重,所以中央企业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更趋呈现并购行为频繁化、经营行为短期化、重复投资、盲目规模扩张冲动等过度投资现象(何金耿,2002)。基于此,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国资委开始在中央企业中全面实施以EVA为核心的经营业绩考核体系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其实施效果也一直备受关注。关于实施EVA的经济后果,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研究对象,对于实施EVA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积极影响的结论并未形成一致观点；国内则主要是从理论角度进行论述,而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央企业已实施EVA两年时间、绩效体系得到较好贯彻落实为契机,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思路,实证分析实施EVA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以检验实施EVA的经济后果,并期能对未来EVA的推广与运用提供启示。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被解释变量是运用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和广泛运用的Richardson (2006)模型来度量的企业过度投资程度(OverINV),解释变量是是否已实施EVA的虚拟变量(EVA_Dum),并控制了过度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管理费用率(ADM)、自由现金流(FCF)筹资现金流(FCNF)、大股东占款(ORA)首先,本文选取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4562个样本,运用Richardson (2006)模型度量出各企业各年度的过度投资程度,以作为下文实施EVA影响过度投资计量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其次,本文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实施EVA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在纵向比较方面,选取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09年(实施前)和2011年(实施后)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后得出结论：实施EVA前的公司更容易过度投资。在横向比较方面,选取2011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地方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后得出结论：未实施EVA的公司更容易过度投资。因而,实证表明实施EVA对过度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对地方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2009年和2011年的数据作实证分析,以排除宏观经济、产权背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为避免系统性偏差,将过度投资按绝对值大小分为五分位组,并剔除数值最小的一组,重新进行检验,得到的结论与前文一致,从而保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研究特色上,首先,考虑到从EVA的贯彻执行到作用发挥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即2011年)数据进行研究,能更加真实反映EVA的经济后果；其次,由于本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较为全面的检验了实施EVA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选取了具有相似产权背景的地方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作为横向对比组和纵向稳健性检验的研究对象,增强了研究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产权背景差异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偏差,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另外,本文在基于我国国情的实施EVA经济后果的研究方面做了一点探索,实证检验了实施EVA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效果,为今后EVA绩效体系的改进与完善、推广与运用提供启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资资本使用效率,促进国家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