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饥荒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围绕这场饥荒的规模和原因也有过持续研究。本文主要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考察1959-1961年饥荒在县域范围内的形成过程,重点观察乡村政策实践中的饥荒生成逻辑。文章认为,饥荒的发生不是某一个独立因素所能解释的,需要放入一个多元的政策背景中去思考。同时,此次饥荒虽主要发生在1959-1961年,看似1958年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但对临泉饥荒四个相关因素统购统销、稻改、水利以及生产救灾实践的历时性研究表明,上述四因素与饥荒的关系,早在大跃进前,甚至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在制度设计之初就蕴含了饥荒的种子。稻改和水利虽然更多是一种地方性政策实践,未上升到制度层面,但每次的实践过程,对基层都是一次政治训练,正是经过不断的训练,饥荒来临时基层才会出现各种隐匿瞒报现象,最终助长了饥荒蔓延。从临泉的饥荒过程看,饥荒相关四因素中,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是全国性制度安排,水利和稻改是地方工程。虽如此,却很难确定到底哪一个是最主要因素,事实上抽走了其中任何一个,饥荒都会是另外的样子。尽管这些因素都可算作“人祸”,但仍可将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如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均属此类；再就是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中具体人的行为选择,稻改和水利则属此类。如果统购统销和生产救灾更多反映了制度的内在问题,那稻改和水利则揭示的是实践问题。制度的设计者主要是高层,实践者则在最基层,1959-1961‘年饥荒的发生显然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全文有六章和结束语等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论文选题及全文的写作基础和背景；第二章为“临泉的灾与荒”,是全文的立论基础,也是所有讨论的逻辑起点。重点讨论1950年代的灾荒史和三年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以此展现饥荒程度和规模。第三章为“水利之殇：河网化与饥荒”,主要讨论1950年代的临泉水利建设。本章在简要讨论治淮和打井后,重点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河网化及其和饥荒的关系,认为河网化至少在农田占用、劳力占用及粮食浪费三个方面与饥荒有密切关联。第四章为“稻改之灾：誓叫淮北变江南”,稻改兴起于1954年,从1957年起开始大面积推广。本章重点分析了稻改对饥荒的影响。研究发现,稻改不仅因脱离地方实际,致使劳力过度占用而影响了其他作物生产,同时还因不合理规划导致大量土地荒芜,两者都影响了粮食产量,最终助长了饥荒形成。第五章为“命悬余粮：统购统销与饥荒”,主要讨论统购统销与饥荒的关系。本章回顾了统购统销临泉实践的三个阶段,从开始的“缺粮供应”到中期的“余缺调剂”以至最后的“缺粮自筹”。指出临泉实践中的统购目标并不是想象中的余粮,而是实实在在的口粮,这样与统购相伴的便是始终难以挥去的粮食短缺,高征购后的粮食危机就是这种常态化短缺的极端化。第六章为“救而仍荒：临泉的灾荒与救助”,本章以临泉1955年和1959年及1963年三次灾荒为例,检讨了基层救灾对饥荒和人口死亡的影响。研究发现,灾荒中的生产自救,即便没有减轻政府救济职责的考虑,也暗含了灾情规避之意,对整个饥荒缓解非但不会有所助益,反会遮挡视线从而人为扩大灾情。最后为结束语,先以王庄为例回应了开篇困惑,接着总结了临泉饥荒的生成过程。重点强调了本文结论,一是饥荒的多因素特征,再就是饥荒产生的远因。最后指出了饥荒中的“人祸”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制度内在问题；二是制度实践中人的心理趋向和应对策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