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事件”是2006年至2008年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之一,至今余热仍在。虽然“顾彬事件”的形成有媒体炒作的成分在,但从顾彬的一些访谈录里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是无可置疑的。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围绕语言、形式和意识等问题而展开。面对顾彬的批评,国内作家、学者见仁见智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大多是针对顾彬的“语言观”,很少有文章针对顾彬所提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问题展开讨论。顾彬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问题是：当代西方小说都已经不讲故事而中国的当代小说还在讲故事,因此脱离了现代性。针对顾彬的这一批评,本文从“故事”入手,首先对“故事”的概念以及其在小说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得出顾彬所指的“讲故事”应该是指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即具有完整线性逻辑的情节。那么是不是真如顾彬所说欧洲小说已经“不讲故事”而中国小说还在“讲故事”呢,文章第三章分别考察了“故事”在中西当代小说各个不同发展时期中的叙述情况,通过分析得出：总体上看,在中国当代的大部分小说中的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故事性情节；欧洲当代小说中虽然仍有部分小说故事性很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淡化情节、打乱完整故事的小说是占文坛主流的。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文章并不满足于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是对这一现象即欧洲当代小说故事性淡化和中国当代小说还在讲故事的原因分别进行了探析。通过分析我们得出：欧洲当代小说故事性淡化的确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能够更好地表达当代人的生活现状,是文学现代性的表现。但通过对“故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依然完整的原因探析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当代文学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生长的当代土壤,并不能说没有像欧洲小说那样淡化故事性就脱离了现代性或者说是落后的。本文不是为了简单的反驳顾彬从而维护中国当代文学,只是想对在当代欧洲小说已经普遍不讲故事的时候而中国当代小说还在讲故事这一现象从学理上进行一次较为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