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立法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涉台立法已成为美国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国内法基础和行为标准之一。然而,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法律效力并非总是清晰的。美国宪法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划分本就模糊,历史上国会与总统在不同领域多次产生权力归属争议,而国会涉台立法活动的重点又与两岸局势变化存在密切关联,这些都影响着国会在不同领域涉台立法的效力。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如果任由亲台势力塑造,将弱化甚至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因此,探讨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着行政部门,对未来两岸乃至中美关系的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文本入手,结合相关立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具体实践,讨论涉台立法对美国行政部门的法律效力。全文包括前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在第一章中,笔者阐述了美国宪法既有的权力分配规定之下,总统与国会之间,在对外事务上发生的权力归属争议。这种权力争议在台湾问题上的集中表现,便是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美国内部府会之间在制定《与台湾关系法》的过程中,围绕“废约”“断交”“撤军”等问题的法律争议,从而展示后续美国国会涉台立法法律效力纷争的缘起。第二章旨在通过对美国国会提案类型和立法程序的介绍,分析国会立法的不同效力。本章还进一步通过对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梳理,揭示美国涉台立法的整体状况及趋势,包括其立法重心和法律效力的类型。随后两章则分别分析美国国会对台军售立法及支持台湾“国际空间”立法的法律效力。在第三章,本文首先回顾了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起源,简述《与台湾关系法》出台前后对台军售政策发生的变化,进而分析《与台湾关系法》出台之后的军售权限划分。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国会对台军售的法律框架,并指出,除了国会年度性法案中的涉台条款或军售条款以外,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力度也是美国国会涉台军售立法的重要内容,对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在第四章,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政策的变化,着重分析美国国会支持台湾当局扩展“国际空间”的立法实践。文章指出,美国国会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立法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但在具体国际组织的选择和参与名义上都曾有过转变,更注重的是“参加”这一实质目的,并且,此类立法相对明确地规定了行政部门的义务,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立法,其法律效果要强于支持台湾“邦交”的立法,数量也更多。由于关于“国际空间”的立法是美国国内法,但是这种拘束力不及于其他国际主体。而对外事务在美国通常被视为总统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在对外事务权力争夺中占据上风的总统,也往往根据自身的外交政策行事,是否执行国会的涉台立法取决于行政部门自己的考量和立法拘束力的强弱。因此,美国国会一直试图利用国会立法为台湾扩展“国际空间”,但成功案例并不多。第五章对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法律效力进行总体评价。由于涉台立法是借以台湾当局的配合而执行,虽有助于美国做出“挺台”举动,但仅在部分问题上对行政部门具有法律拘束力。美国国会涉台立法有弱化甚至动摇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危险性,其义务的单方性及与台海局势的密切关联性又注定了法律实施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