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鲁迅异常温情的笔触、既神秘而又充满趣味的越地风俗和过去与现实两种叙述视角等都让读者和研究者喜爱不已。笔者认为,这与鲁迅对越地民问文化的现实体验及精神寄托有关。而近年来学术界对“鲁迅与越文化”课题研究的深入展开,不仅肯定了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也对《朝花夕拾》中的越文化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论说,这都为本文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提供了有效借鉴。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力图从越地民间文化的视域出发,透过鲁迅《朝花夕拾》的文本世界及其象征世界,去把握鲁迅与越文化的精神联系,并以此探寻鲁迅思想及其现实展开。同时也从民俗学的角度,去发掘《朝花夕拾》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资源与信息。首先,《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背景是探究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的越地民间文化书写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1920年代中期是鲁迅经历“第二次绝望”的“华盖”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北洋军阀政府的压迫和“正人君子”的流言和污蔑,都促使鲁迅去采拮“朝花”来“反顾”故乡,回到童年时代就烙印在心灵深处的故乡越地民间文化中,去寻求精神的家园和抵抗黑暗的资源和力量。这其中的精神反顾便带有源自于鲁迅自幼对越地民间文化耳濡目染,越地民间文化和底层平民的秉性在鲁迅精神气质上都烙下了深刻印记。而鲁迅在汲取和学习上层精英文化和西方进步思想的过程中,其思想精髓与他在越地民间文化的熏陶中所汲取的精神气质交相辉映,并且也从一个新的层面唤起鲁迅对越地民间文化的反思。鲁迅前后期的思想虽有所变化,对中国的希望寄托由“觉醒”的“个人”走向“民众”,但都是集中在“人”的精神契机方面,强调“人”的“觉醒”,坚信社会底层民众的“白心”与“神思”延续并传承着中国的“固有之血脉”,在他们的身上蕴含着中国的“新生”与“希望”。《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书写正是鲁迅这一思想的实践,是鲁迅“思乡的蛊惑”的根源所在。其次,《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内涵是研究《朝花夕拾》越地民间文化的根底所在,也是探究鲁迅与越地民间文化联系的重要纽结点。要较全面研究《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不仅要研究越地底层民众的物质生活,还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活。绍兴目连戏、花纸等民间文化事象是越地最常见的民间文化事象,这类充满趣味的越地民间文化事象也是鲁迅自幼所接触和喜爱的。而鬼、蟋蟀、故事等越地民间事物,鲁迅也都耳濡目染并投入了自己的体验、情感与想象,鲁迅对它的回顾其实正是对他童年生活的系统梳理与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故乡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综合总结与提炼。《朝花夕拾》囊括了各种越地民间文化事象、物象,鲁迅不仅对其存在形态进行了具体介绍,而且通过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辉映对记忆中的这些越地民间文化事象与物象做出了理性而独特的评判。鲁迅在“精神反顾”中没有忽略现实的压迫,因而在寻觅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又有抵抗现实黑暗的意义,因此,鲁迅在书写越地民间文化的过程中,不仅有着童年亲身参与民间文化事象的轻松与快意,以及民间文化事物所带来的趣味等,而且又在现实理性地批判越地民间文化中丑陋、落后成分的同时竭力发掘张扬越地民间文化和越地底层民众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朝花夕拾》中越地民间文化的民间信仰的反抗精神、合理人性的呼唤以及生命力的张扬,正是鲁迅对越地民间文化的精神寄托。再次,鲁迅《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立场是对鲁迅对《朝花夕拾》中的越地民间文化书写的鲁迅个人立场。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既坚守了一个启蒙知识分子的情怀,同时又回归到越地底层民众的立场,以越地底层民众的视野看待和参与越地民间文化,鲁迅赞叹越地民间文化中的刚烈、悲凉之气的同时,亦欣喜其幽默、滑稽之调,极力赞扬越地底层民众对虚伪和权势的憎恶和对自然与率真的崇尚与追求,关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当然鲁迅对于越地民间文化,其情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他既看到了民间文化清新质朴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一面,同时也洞察了它藏垢纳污庸俗愚昧的一面。因而,面对原始混沌的民间文化,他投射出既眷念又痛恨、既欣赏又批判的眼光与情怀。虽然越地民间文化奴性、愚昧和盲目的一面让鲁迅深感悲痛,但越地民间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淳朴的民性、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生命力又让鲁迅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对越地民间文化作出升华与超越,更是寄予了鲁迅对这个民族的期盼与希望。总之,从《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背景、内涵和鲁迅《朝花夕拾》的越地民间文化立场的角度重新走进《朝花夕拾》,不仅是对《朝花夕拾》其文本意义与思想意义的又一次深度解读,也是重新认识鲁迅与越地民间文化之间联系的另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