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队伍的支撑,正是学术队伍的前后相续,才有学术创造的薪火相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壮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从20世纪初期至今,正是在一批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才从萌蘖成长到枝繁叶茂。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人员庞大,分布在不同的学科,学术成就各有侧重。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做出贡献者绝大部分为知识淹博、视野高远的博通型学者。其中,华岗是少为人知且被低估的一位。梳理华岗的治学历程,研究其学术成果,提炼其学术思想,重估其学术价值,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建设,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都大有裨益。华岗首先是战士其次是学者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学术之路始终与时代、政治密切关联。而华岗的治学历程,可以说,也正与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基本一致。1925年之前,华岗深受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在恽代英等人的引导下,开始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将其作为政治信仰,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1925年至1937年间,华岗为革命需要、现实需要而开始的学术活动奠定了个人一生的学术基础,尤其是编写《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和翻译《共产党宣言》。1937年至1949年,在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后,华岗的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成熟。正处盛年的华岗克服诸多困难,除继续在史学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外,研究兴趣还拓展至军事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并初步架构其自己的学术体系。恰恰自193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面进军,学科体系初步成形。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显示了空前的学术创造力和学术生机。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学术,华岗以此为契机将文史哲融合贯通,创办《文史哲》杂志,致力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普及。由于华岗中共理论家的身份,其治学涉及多个领域,对史学、文学、哲学、军事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皆有论述,以著作等身形容亦不为过。在所有学术成果中,最能体现华岗学术思想并能反映其学术风格的当属史学、文学、哲学三个领域的著述。在史学领域,华岗既有具体的史学实践,又有理论的总结和凝炼。《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一改此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局限于描述过程的做法,而注意从纵横两方面研究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从历史现象到历史本质,揭示了大革命史的真相,初步建立起一个相对严谨的研究体系。《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沿用了这一体系,并从不同层面加以充实完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总结了近百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服务；同时从结构上完善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国近百年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著作之一。《五四运动史》结合史实阐述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关于五四运动的一系列论断,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五四运动的专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驳了简又文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创见。华岗深刻认识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通过《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阻滞的基因》、《古代历史三问题》等文章和《社会发展史纲》一书,对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问题、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其中,在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更深刻论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和特殊规律。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此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回答中国革命的本质和目的问题,重在以唯物史观的普遍规律来考察中国历史,忽略了对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关注。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华岗注意到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和危害,从而有意识地进行纠偏。华岗关于社会发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思考,反映了此时的唯物史观正力图克服过于强调一般性所导致的绝对化倾向,而致力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重要变化,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逐渐走向成熟。在史学理论的思考上,华岗创获颇多,对历史学科学化的论述尤其深刻,其中有关历史主义的阐释被视为20世纪50年代历史主义这一史学思潮的策源地。综观华岗的史学理论,他的史学观念与毛泽东、翦伯赞等人的史学思想一脉相承：一、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预先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二、把历史视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发展过程；三、立足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视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四、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文学领域,华岗受“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影响,从理论层面强调“革命文学”的意义,倡导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阐述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内容。美学方面,华岗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既与当时美学四家观点有明显不同,又吸收了四家各自合理因素的一种新的美的本质观的雏形：美的客观性首先是自然现象的客观性,其次才是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这一观点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吸收了“美在自然”说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美在主观”说和“美在主客观统一”说中重视主体意识作用的合理因素,避免了机械唯物论的偏向,同时又在本质上表现了与其他各方的差异。1941年6月,华岗对1937——1941年间的抗战文学进行了总结,参与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强调内容与形式协调统一的重要性,对于抗战文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在鲁迅研究方面,华岗在学术界率先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高度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提升了鲁迅研究的水平。而《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则开辟了鲁迅研究的若干新方向,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在哲学领域,华岗特别注重对唯物主义哲学的探讨,尤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在高校,华岗通过政治大课的形式宣传和普及辩证唯物论,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他孜孜以求于对规律的探寻,所撰写的《规律论》以规律问题为中心,从不同方面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如规律的“本质”、“基本特征”、“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基本规律等。该书反思并力求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担当。《规律论》是当时对规律的哲学思考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6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规律研究的一个总结。同时,华岗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者王充、老子等人的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发掘了他们思想中被忽略的积极成分,重新评估了这些思想的现代价值。华岗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学术架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以规律论为学术基础,史学研究上转变为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探寻,文学上转变为对文艺创作规律,特别是美学规律的考察,其中尤其推崇鲁迅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可以说,这一学术架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架构。对于这一学术体系的构建,华岗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功不可没。在史学方面有创始之功,在文学方面有开拓之功,在哲学方面则有深化之功。因此,华岗以自身在文史哲方面的学术造诣,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学术化做出了贡献,理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和尊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