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特有的一种用诗现象。前此的西周，后此的战国有引诗，有说诗，但没有赋诗。而且综观春秋时代，赋诗也只是一段时间内的现象。这一文化现象起于僖公二十三年，其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期间均有赋诗，尤以襄公、昭公六十余年间为盛，《左传》中记载的其他六公则无赋诗记录。元人熊朋来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曾说：“惟襄昭之间一时能歌诗，晋有范、韩、赵三卿，鲁季孙氏有文子、武子、平子，叔孙氏有穆子、昭子，郑有七穆子孙，是皆世卿公族，风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间……。想见歌诗必有音谱相传，在人好学不好学：其人不好学则虽齐庆、宋华，世家簪绂，而昏愚无知；其人好学则秦楚之人有歌诗者，楚右尹子革能诵祈招，姜戎言语不通诸华，忽歌青蝇，使范宣子心服。古人以歌诗肄业，今皆庆封、华定之流矣。”熊氏的分析指出了赋诗的时代性。风流文雅聚在百年之间，这一风气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周取代殷后，周公时期开始大规模制礼作乐，这是一个影响后世数千年的文明创举，在礼乐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诗被创作、搜集和编订成集，供各种礼仪场合使用。诗除了用于祭祀场合，还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称引，这与西周的诗教传统有关。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春秋中期，五霸兴起，取代了周天子成为实际发号施令的中原主盟者。德和礼成为时代信奉的通则。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会盟逐渐多起来，飨宴中的文辞之功也重要起来。诗因为其特殊的先天条件，担当了外交飨宴中语言交流的工具。 诗自产生之时，就与原始人民的宗教生活混融在一起，这是由诗产生的时代决定的。当时的社会去古未远，刚刚脱离了原始部落制，许多产生较早的诗还可见到神话观念的遗留。作为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它包含了五六百年间散落于民间的歌谣，公卿大夫的作品，祭神的颂辞，它的性质接近于神话，其中蕴藏的文学、语言、历史、政治、教育、社会史等资料，称得上是原始文明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周民族始祖诞生的神异记录，周的发展、迁徙，婚制，征伐，整个民族的历史都记录在内。除了作为历史，诗中相当一部分(颂)是为了祭祀祖先而创制，用在祭祀场合。风诗则更多采自民间，保有各地民风民俗，便于周王朝从中观察民风民意。这时的诗都是配乐的，在一定的场合按照不同等级演奏，用的都是诗的乐章之义，遵从音乐方面的礼制规定。随着时代向前发展，人文因素渐占上风，诗中原初就有的世俗的一面就被发掘并得到广泛运用。这就是诗中多有先王明德的记录，加上这一时代人崇古的风气，记载先王历史的诗，遂从日常谈话中被称引发展到外交这样的庄重场合也用诗来传情达意。一方面固然是诗本身的先天条件，另一方面就是这时人们的信仰，去古未远，把诗作为神圣的经典，记载先王明德的信史，加之中国古人特有的一种兴象思维的作用，诗就很方便地运用于飨宴礼会的场合了。 《左传》中的赋诗首先是一种飨宴礼会中特殊的传达意志的语言交流活动，与诗的篇章之义紧密联系。有赋诗，歌诗，诵诗几种形式。赋诗体例也有不同，有赋一章者，有赋两章者，有赋首章而举篇名的，也有举篇名取义却不限于首章的。赋诗言志，同时交流的另一方就从赋诗中观志。有时观个人之志，有时观国家盛衰祸福。人们常将一个人的言行是否合乎礼与他的世禄，进而与他的国家联系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