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刑事古典学派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并将之确定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经典原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当代法治社会公认的法治原则,已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确认。罪刑法定原则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也面临着时代的挑战。纵观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实体法方面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程序法方面的意义。我国新刑法中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与世界各国一样,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意义。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罪刑法定原则法定化的。在向市场化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在以发展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刑法更应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体现刑事法制的民主性和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在刑事立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全面贯彻罪刑法定思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仅仅为社会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其最终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刑事司法。在大力推行和一体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今天,既要注意防止司法机关逾越实体法规定的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行为,也要注意防止规避程序法限制的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滥权之举,使罪刑法定原则真正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扼阻越权司法的里程碑,更好地发挥其保障人权的历史和现实功能。我国新刑法自实施以来,有不少人对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质疑,质疑既来自理论界也来自实践方面,虽然其中不乏合理的质疑,但很多质疑却是源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读和浅显认识。因此,要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中的真正贯彻,就必须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本文对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进程中存在的障碍,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立法技术及司法制度等方面,力求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克服这些障碍的有效途径,以期能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全面贯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