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独流所处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水患灾害频频发生。宋以前,独流地区远离行政中心,河流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北宋时期,位于宋辽边境的独流,开始引起统治者重视,在独流镇以东、以西构筑了塘泺防线。围绕黄河改道的三次回流之争背后深层次的考虑是,黄河北流会将辛苦构建维持的塘泺防线淤浅,这样采取守势的北宋在面对辽金骑兵的时候将无险可守。基于此,北宋时期,在独流及周边地区的水利建设是服务于其在北境整体的军事防御的。金元时期,海河整体纳入统治范围,独流地区的河湖洼淀转而需要承担的是航运职能,其水利建设与河道疏浚是为漕运服务的。明至清中期,北方人口增殖迅猛,漕运压力大增。与此同时,明清小冰期气候波动不定,水患更为频繁,京直地区漕运不畅,畿辅屯田引起当局重视,然受自然条件影响,旱涝无常,屯田垦植,全然仰赖水利。因此明至清中期,在维持漕运畅通之外,还需要通过兴修水利工程、疏浚河道沟渠来保障屯田灌溉。清中后期,伴随着漕粮折银、区域间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海运的兴起,独流以南地区运河的漕运职能渐渐弱化。开埠以后,天津成为外国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由一个漕运中转码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但是以天津为中心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水患频繁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清廷面对内忧外患已是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津静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民国时期,经济社会较之晚清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也意味着水患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加剧。面对频仍的水患,当局迫于各方压力开始着手治理,先后开工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津静地区的水患威胁。但是,迫于时局动荡、资金短缺,终究没能彻底根治水患。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作为根治海河的标志性工程——独流入海减河1951年开工建设,投入几十万军民,于1953年正式完工,而后经过多次扩建加固,海河终于得到彻底的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