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观点及国际法、国际政治学科都认为国际法代表国际政治的基本价值。国际体系基础的政治观念,例如不干涉、人权、国家的政治平等和国家主权都深植于国际法当中。保护的责任来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联合国宪章》创立后主权与人权的范式转换。首先,在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鉴于四大暴行(屠杀、种族清洗、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达成了有关国家主权定义的国际共识。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人民免于大规模暴行(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这项责任包括通过合适和必要的手段防止这些暴行的发生。国际社会也应该以合适的方式,鼓励和帮助这些国家担当责任并帮助联合国建立预警能力。通过联合国,国际社会有责任使用外交及与联合国宪章第6和第8章相协调的其他和平手段帮助人民免于这四种暴行。这是联合国1674号决议下保护责任作为国际范式以及随后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所规划的保护责任报告所诞生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保护责任理论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现象,同时新问题的出现也要求对它进行新的定义。在利比亚得到第一次实施保护责任之后,学界与国际社会就保护责任的结果和目的发生了分歧。其次,由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特定成员,特别是P3国家——美国、法国、英国来推动保护责任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无法解释国际范式应用于保护责任及保护责任建立起来后重组的国际体系。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这一事实虽然意味着国家以其自身利益行事,但国家对于合作的信心更大,原因就在于通过合作的个体会获取其自身利益。机制并不能阻止国家在短期内实现权力的最大化。因此,新自由主义不能解释保护责任,因为它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不同意将保护责任纳入国际法,也没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会出让在联合国宪章中包含的主权。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权力的分布、权力政治的动态和国际结构。新现实主义强烈主张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只会做出对自己生存有价值和在国家间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的选择。这种理论缺少相关国际法律观点,新现实主义还忽略了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利益与成本-收益考虑。建构主义关注作为国际体系共享归属感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这种归属感要求国家间必须存在信任。这样的国际体系也许对保护责任范式是合适的,因为它持续表达了一个“国际共同体”和“共性”。但是,这种认同并没有将所有国家聚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大国仍然强调不干涉原则,对有国际社会(联合国大会,不仅仅限于联合国安理会)参与的保护责任持谨慎前进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叙述试图探究主权与人权范式转变的起源。文章并进一步指出保护责任的内容不可避免的压制国际范式的进程。托马斯·库恩在题为《科学革命》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个范式的基础和转移的门槛及特点。科学的典范描绘了科学解释的所有事情,法律、信仰、程序、方法,以及建立在科学生活上的一切事物。每一个范式包括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联合国宪章》上的范式都有反常现象,或者与这些范式不相容,或者对其有所损害。这些反常的现象在很多层次上对于这些国家意味重大。主权和人权对国际关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自1970年以来,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借口,“干涉”成为最具争议性的国际事件。库恩认为当反常的情况已经累计足够多时,这项原则就被掷入一个危机的状态。通过扩散不同版本的范式,这种危机缓解了正常解决难题的规则,并最终使得一个新的范式得以产生。面对着理论中公认的基础反常情况,科学家努力将它更精确的分离并将其结构化。从新的原则中完成领域的重建。这种重建改变了这个领域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通则,包括一些范式方法与应用。库恩认为虽然这种重建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但是新的范式并非仅仅不同于旧范式,而是变得更好。作为国际体系实质转变的结果,国际体系内其他大国的反应如何?它的优势在于它试图确保联合国通过重构已被人权发展阻隔的主权观念而对潜在的人权危机地区及时做出回应。虽然这种优势值得肯定,但它的缺点也显著突出了新的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干涉原则不仅直接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对外政策,而且挑战了自联合国承接两次世界大战暴行以来的国际体系基础和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国家间秩序关系。总体而言,这篇文章认为保护责任对于拯救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尝试。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包含了对主权本体论的妥协(特别是地区组织可以无需联合国授权而行动),也包含着责任或主权对国际共同体的屈服。